如果一个人下定决心，就几乎没有做不成的事。这是我1976年3月跟一班达特茅斯商学院的毕业生说的话。当时他们让我给他们讲讲成为企业家的艺术 -即如何冒险在商海中开辟新的事业。我对他们说：“你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必须敢于冒险。我不是指那种疯狂的蛮干，但必须有冒险精神，某种程度上说要冒破产的风险。如果你看准了什么事情，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敢于合理地冒险也是我们迎接挑战的一部分，而且乐在其中。”
回顾我早在1938年单枪匹马地拎着一个放在大展示箱里的崭新的多头搅拌机独自开始创业的事，那时真是充满了乐趣。全国的汽水饮料店、饭店的老板都要对这一新产品的投入市场感到震撼，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想法有多么错了。
一个已经买了六个单头搅拌机的老板低头看着我这闪闪发光的、足有三十磅重的“铁蘑菇”告诉我说，他难以想象可以用一部机器同时制作这么多饮料。如果机器发生故障，他就不得不停止做生意，直等到故障排除为止。而另一方面，对他的六部单头搅拌机来说，全部同一时间出故障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坏了三台五台，他也照样可以做生意。这一观点相当难被说服，我硬着头皮去面对很多非常固执的客户，有些被我说服了，有些则一点希望也没有。但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我们的机器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我坚信可以成功。
我当时就像个独角乐队一样单打独斗，在芝加哥的拉赛勒瓦克尔（LaSalle-Wacker ）大厦租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但我很少在那儿出现。秘书负责打理整个办公室，我则全国各地到处跑。虽然就一件新产品来说，销售还是不错的，我也有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对当初的财务安排非常不满。Sanitary Cup and Service Corporation （消毒纸杯供应与服务公司）作为持股六成的大股东，他们可以限制我的薪水，而约翰·克拉克把我的待遇订得同我离开丽莉？图利普时一样多。所以两年以后，我决定想办法把那百分之六十拿回来。于是，我去见了克拉克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想法。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克拉克一直在误导我。考伊兄弟已经把他们在我公司的利益让给了他，而且他们兄弟俩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多头搅拌机的生意，而他克拉克自己却要向我提出这虽然合法但极其不合理的要求。我真是要被气疯了，但又无能为力。
克拉克听了我的要求后对我说：“我认为你目前在卖的机器有个很好的前途，而我也愿意牺牲些眼前利益去让你实现这一目标。但如果你坚持要把我的股份拿回去，那我告诉你，我希望我的投资可以有一个可观的回报。”他根本不顾事实，其实我和厄尔·普林斯从一开始就没想要他什么见鬼的投资。我问他想要多少，也不知他怎会如此大胆的狮子大开口，一张口就要6.8万美元。
有关当时的谈判，我肯定还说了些话，但除此以外已不记得了，因为我真被他的无耻要求气昏了头。更有甚者，他竟然要求我全部支付现金。当然，我没有那么多的现金，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对我来说不公正到极点的交易，也即：我必须同意当时付他1.2元现金，余额加利息在五年内付清；在这期间，我的工资和差旅费支出要保持现有水平不变。因此，实际上我是将我公司五年内的利润全都给了他。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筹措到这么多现金给他，但我认定我必须做到。最终，我设法提高了我们在爱尔灵敦高地的房产在银行的贷款额，借更多的钱出来，这一做法更令爱茜奥伤心了，而且使她对我做多头搅拌机生意的顾虑因此更大了。当爱茜奥发现我们的欠款已经达到十万美元时，她吃惊得不得了，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应付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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