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取第虽然是徽州人的首选之路，但是在任何时代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弃儒服贾”就成了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出路。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加之这里山多地少，使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康熙《徽州府志》）“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嘉靖《徽州府志》）于是，“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也成了绝大多数徽州人无奈的选择。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正德以来，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徽商最多，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区域最广。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的足迹达东北的辽阳、河北长城以北的塞外和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歙北许村许氏宗族许宙从事海外贸易，“航大海，架（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许多富商不仅商游全国，“几遍天下”，而且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迁居外地，开设商店。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糊口四方”，多“挈其家属而去”，“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在外经商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得回家。有些人刚结完婚就外出经商，等到再回到家中时已看见孙子在厅堂内玩耍了，而此时儿子尚不识父亲！
徽州商人中大多是攻举子业，而“科场不售”、“弃儒服贾”的多数因为贫困。因此，“弃儒服贾”，大多“非其志也”，所以“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身为商人，内心深处却更向往着做个读书人。于是，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中不但有着山区人民的淳朴、诚信，更有儒士的睿智和操守，好利而不轻义。他们 “喜读经史”、“耽于吟诗”、“讲论诗文”，并从商业利润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作教育子弟之用，以商养儒，以儒促商是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的共同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