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抚虏”，就是由朝廷以金银笼络、羁縻漠南蒙古诸部。他认为“今日东事，惟抚赏西虏为第一紧要著数”。他说：待抚赏事完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其实，王化贞沿用此策，“抚虏”蒙古，守卫广宁，结果失败。王在晋不从前车之覆汲取教训，仍坚持“抚虏”。
其二是“堵隘”，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重关。蓟辽总督王象乾告诉王在晋：利用蒙古，袭取广宁，即使“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辽东经略王在晋就以“抚虏、堵隘”作为守御山海关的疏报方略。
山海关城上的明代铁炮
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山海关门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王在晋见“再筑边城”之议不能实现，又提出“兴筑重城”之议。
其二，兴修重城。王在晋疏请在山海关城外八里，即地名八里铺的地方，新修筑一座重城，就是在山海关外距城八里之处再修建一座城，用以护卫山海关城。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箎（chǐ）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