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个体的和整体的生命永远向着一个未知的终点随波前往。时间是一把无情的尺度，既引领着我们一去不回头地走向终极，又残酷地提示我们时光永不回转。时钟的滴答声，是每一个新生命出世的破啼，也是每一个死亡的召唤。在生与死的交替之间，是生命的荣枯和文化的兴衰。多少年过去了，无数的生命和因生死折磨搏斗所蕴生的一切文化历史，成为后人们考古和诘问的对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创造，有什么样的永恒意义？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也许永恒的意义就是我们永远的诘问。或许有一天，我们乘坐快如光速的星际飞船逃亡死亡黑洞的追逐，那就是所有问题的最后终结。
在七八千年前，为延续物种生存的人类祖先们，总算能够以他们创造的石头建筑和岩画的成果留给后代来缅怀他们了。在此以前，他们只能以自己被矿化的遗骸来让后人推测他们的脑量、身长，以揣摩他们从鱼以来的进化程度。这是一个漫长和琐碎的进程，其中的每一秒钟都是发现、创造、进化和告别。用肉眼的告别，留下的记忆只是大脑皮层化学物质的痕迹，随着生命的死亡，一切都被分解。正是“化作春泥碾作尘”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将无数的“告别”形象性地留下，是在尼浦斯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之后。两个法国人发明的技术让人类的告别从此有了真实和永恒的意义。从他们之后，无数摄影人给我们留下不计其数的照片，供我们解读和观看从他们开始的以影像构成的历史。于是，我们知道和看见了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知道和看见了一百多年前生活在北极圈内的因纽克人古老的生活方式，知道和看见了当时伦敦的百姓生活。当我们忽然从某人的地下室中发现一批拍摄于一百多年前的照片时（就像法国摄影家方苏雅［AugusteFrancois，1857—1935］的故事），我们好像忽然收到了一批友人迟到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提醒我们时光已经过去，提醒我们没有到过的地方曾经发生的故事。每一张照片都有这样的作用，我们的后人都会这样看待它。
《黑镜头》系列丛书就是这样的照片集。它收藏了刚刚告别、过去的岁月时光。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和读到许多刚刚过去的故事。他们是真实的、令人震撼的昨天往事。在《最后的—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一书中，一些故事让我们永远无法释怀。像居扬的《重刑犯》、杨延康的《一个乡村神甫的最后时光》和舟浩的《一个人的城市》等等。《重刑犯》告诉我们，如果动物面临死亡时只是一种诧异的惊恐，而人在等待已知要来临的死亡时，则是心理意义上的无法量度的漫长煎熬。对于死刑犯来说，死亡是他临终前的咒语，是一把在他心灵上不断拉动的利锯，恐惧和痛楚被无限地放大了。也因此，死刑犯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付出了比他所犯罪恶还要大几千倍的折磨。居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悖论，就是善与恶因时空易位后的处置问题。它关涉我们的文化伦理和理想的文明。居扬的影像绝不是一般影人的猎奇，它是戳向每个善良心灵的一把带血的尖刀，需要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乡村神甫的最后时光》同样关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与动物不同，人的精神必须有所皈依。人不能没有召唤。在遥远的天涯海角和荒僻的村落，那里纯净、美好、阳光和煦、百花灿烂。在那里，人们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烦乱的情绪得到安抚，良知和善意在那里酝酿和升华，罪恶在那里遭到鄙夷。临终的忏悔是善的威慑，当魔鬼落荒而逃的时候，濒死的灵魂如释重负。能够安静平和地离开这个世界，绝对是人生最后的快乐。杨延康的照片没有说出这么多，但却绝对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舟浩的《一个人的城市》讲的也是关于生命的故事。从哇哇啼哭落地，到风雨飘摇的残年，人生被上帝残酷地轮回着。从发现的惊喜，到无奈的离别，生命就这样千万年地走过。如果我们能够坐上爱因斯坦的光子火箭，循着历史走来的方向回溯，可能看见的不止是地球的沧海桑田，倒是无数的美丽凄楚的生命故事。人注定曾充满力量，也注定最后不堪一击。我们都无法逃避不堪孤独的暮年。晚境的生命，悲伤而又凄凉。曾经啸傲草原的雄狮，最后一刻是被它从来都蔑视的野狗肢解而死，只有大象还保持尊严，悄悄告别自己的家庭，主动消失在密林深处去自我了断。人类则经常是在更为痛苦的状态下走完最后一程的，因为辉煌的青春总还萦绕在脑际，但肉身却在现实地枯萎。于是无奈成为不能回避的宿命。舟浩可能企图提醒人们珍视生命的存在，可物种生死的法则，却坚决拒绝救赎。舟浩的影像，实际上是关于我们结局的残酷告示。劝诫我们首先应该享受快乐的生命，然后坦然迎接死亡。
《最后的—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一书中，还有许许多多告别的故事。有的，已经彻底成为往事；有的正在成为往事。书中的摄影师们，用影像书写着这些告别的故事，像一辑辑给我们的后代和未来发出的明信片。每辑明信片后面都深藏着每个摄影师的观看视角和心灵感悟。地老天荒之后，那些人们在收到它们时，将为之怦然心动。因为，永恒的是消逝。
2005年4月1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