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知识考古学》还使福柯小心翼翼地退出了结构主义阵营。他现在宣称，“结构和生成（becoming）的对立”与“历史领域的界定”毫无关系。在《词与物》的英文版（问世于一年后，即1970年）序言中，福柯甚至采取了更明确的姿态：“在法国，有一些鲁钝的‘评论家’硬是要给我贴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我已无法让这些傻瓜明白这一点，即我并没有使用过结构分析所特有的那套方法、概念或基本术语。”
相反地，对于他自己的事业，他却只用最谦恭的语调来进行辩解。“这是确定一块特殊地基的尝试，”他说。他还写道：“我并不想说别人说的话都一钱不值，并不想封住他们的嘴巴。我的意图是确定这块空地，以便让自己在这里发言。这块地方正在我的一种论述中缓慢地形成，而这种论述，我还感到非常靠不住、非常没把握。”
这未免有点虚心过头了：要知道，这话可是从一个认为现代人道主义正在被消灭（恰似一张埋在海边沙里的面孔）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两年前，即1967年，福柯对自己作的一次解释就远不是这么谦卑。这件事，发生在他在《事物的秩序》问世一年后为朋友雷蒙·贝鲁尔（Raymond Bellour）安排的一次谈话中。贝鲁尔回忆说，“他对于大多数人怎样阅读《事物的秩序》毫无兴趣，而只想谈谈他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解释其分析风格。”
“我的书纯属‘虚构’，”福柯告诉贝鲁尔。“它是本小说，但创作者并不是我。”
他解释说，是有一个主体在书中说话，但那不是他自己的“我”。自布朗肖以来，“我们就已明白作品并不源于作者的计划”；它并不像萨特所想像的那样，纯粹是自觉意图的产物。作品是从无思想状态和不可思议状态中涌现出来的，它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否定和破坏”的关系。因为正如布朗肖所指出的，“我”的语言使作者敞开胸怀来接受“永恒外界的涌流”：词语仅仅是汇集到一个名唤米歇尔·福柯的人那里，这个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中介物的作用。
“从个人来说我被论述的存在纠缠得够呛”，福柯解释道，同时又想起了他的那个噩梦：盯着一本他没法解读的课本，感到喉咙发紧。
他告诉贝鲁尔，这本书即产生自这一噩梦，它把知识的意志同自我消失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次“正规训练”，《事物的秩序》的目的，不仅是要把“在我们脚下积累起来的全部论述”掏空，而且是要“征服无个性特征的东西”，要为我们自己辩明关于个性特征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个重大假定。……在过去，对于写作的人来说，问题在于使他自己脱离一切无个性特征的东西；而现在，问题则在于有效地抹去自己的名字，并使自己的声音驻留在今天作出的这一巨大的、无个性特征的嗡嗡论述之中。
福柯这些话，像他对于获得学术界适当承认的终身追求一样，表明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希望成为一个传统型（因而是无个性特征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着不露声色地充分展示自己的独特天赋，总在二者之间摇来摆去。
借由隐身于一种设计得很周密的语言迷宫的内核之中，米歇尔· 福柯仿佛有可能变成“米歇尔·福柯”——一位谦逊的学者，一位“快乐的实证主义者”，一个为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劳动者。
然而，在这种假象的背后，由于耽迷于各种幻想，他也许正在悄悄地制订某种“反自然的东西”，在默默地规划“有可能破除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的‘反城’。”
对于这种奇怪的、异常含糊的“使用橡皮的狂热激情”，人们该如何评价？
从一个层面看，可以肯定，福柯在消除个性特征方面的试验即使不是一场虚伪的闹剧，至少也是一次滑稽的失败记录。与布朗肖不同，福柯从不禁止别人为自己拍照，从不拒绝记者采访乃至上电视镜头，这些都是战后法国获取知识界威势的日显重要的手段。这个“掩面写作”的人使自己辉煌地成为闻名于世的当代知识分子，并非因为他在大多数读者中唤起了“来自外界的思想”，而毋宁是因为他把一些人弄得稀里糊涂，把另一些人弄得眼花缭乱，同时把更多的人弄得火气冲天。
正如福柯从他的文学研究中所清楚地得知的，他的语言迷宫，除了给他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名望以外，甚至在他文章本身中都产生了一个极其自相矛盾的结果。表达可以释放“来自外界的思想”的疯狂的兴奋状态，按他所说的，只须透过构建“这样一种潜在的关系，其中作品和与它不相干的东西在具有某种阴暗内在性的语言中，细述着它们的外在性。”一篇在无意识状态下写出的散文，就像一个模糊的指纹一样，不免会处处流露出一些不断复现的动机和心像，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自觉的冲动留下的“印迹”，一种消极的、反映着作家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转变、更改或抹消的所有事物的形象。
福柯告诉贝鲁：“意在实现无个性特征的那些橡皮的擦痕，能比自以为了不起的握笔者更令人确信地留下签名。”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福柯的自我湮没试验却显然很成功，也许还大大超出了他最迷狂的梦想。被纳入“理性人团体”之后，他在全世界读者（其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的眼里，成了“一个看上去并不怪的人。”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福柯似乎“规范化了”。体现在他自己这篇独特的散文中的火山“爆发”，产生了一种轻柔的黑灰，这黑灰满可以用来在沙滩上画出一些新的面孔。他的“论述”的某些“明晰的”特性，由于该书被广泛引用、模仿和歪曲，已变成“一些有规则东西。”随着他独创的一些新词日益广泛的流行、像某种现成的时髦话似地活跃于学术论坛，福柯的书终于真正地、深深地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消融在巨大的、“当今的嗡嗡论述”之中。
不过从最重要的层面看，最终还是很难知道：对于福柯这些年力图消除一切标识自己独特存在的符号这种行为，究竟该作何解释？
在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序言里，在谈到“这块我可以在那里发言的空地”的时候，福柯自己默默地暗示了他在“伟大尼采式探求”中押出去的东西。对某种无个性特征状态高唱赞歌的尼采，也曾钦佩地谈到这样一种思想者：他“不停地挖掘着地道，越挖越深”，“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前进，似乎（如尼采所说的）“他也许向往的就是这种长久的模糊性，希望变得不可理解、隐而不露、神秘莫测，因为他知道他肯定会得到他所要东西：这就是他的早晨，他的救赎，他的黎明。”
“他肯定会回来的，”尼采许诺，“不要问他在下面找什么，一俟他‘变成了人’，他就会主动告诉你他这个特罗佛尼乌斯（Trophonius）式地下活动者的情形。”
福柯有没有像尼采说的那样“变成了人”呢？
“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劝我保持原态，”福柯在1969年这样回答，听起来非常像尼采的“特罗佛尼乌斯”在说话。“我的写作，无非是在（用一只相当兴奋的手）准备我可以去其中探险的迷宫，是在不断地变换着我的目的，开辟着通往这个目的的地下通道，推动着它远离它本身，为它找出能够集中体现它的历程并使之变形的各个突出部分——也正是在这里我可能迷路，并最终出现在那些我将永远不必再去迎接的目光下，——倘若不是如此，你能想像我会在写作中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和享受这么大的快乐吗？你认为我会这么顽强、这么满不在乎吗？”
我们不禁想起福柯毕生事业的那一重大而未曾道明的目标：用着魔的努力来“成为自己”。
我们又想起了特罗佛尼乌斯的名言和命运。据希腊神话，特罗佛尼乌斯曾说：“你快快乐乐地度过六天，尽情地享乐；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而在第七天，他便死去了。
最后，我们还想起，在尼采的诗《阿利亚娜的悲叹》末尾处狄俄尼索斯的出现，“我就是你的迷宫。”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福柯——那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毁灭又自我发现的令人迷惑的形象，一个“退入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之中的”形象。这个由各种异源的要素构成的人，既能让人想起代达鲁斯和米诺托，又能让人想起阿利亚娜和狄俄尼索斯——还有康德和萨德，似乎所有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了。他的话摇摆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幻变出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个地下人的足迹，这个人还在那里打洞，无疑也还在受苦，而且还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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