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曾国藩喜好相术，云：
曾文正公国藩好相术，尝云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云：“端庄厚重是贵阳，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师时，郭筠仙侍郎嵩焘主其家，灾喜谈相。文正诮之曰：“君好谈相，相人乎、自称乎？”捻寇初平，淮军驻徐州，文正往阅操，诸将入谒，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寇整洁，注视良久，入谓幕客曰：“某弁体气充实，天夭折之理。时方承平，无战事，何其神气若将死之人乎？”后不十日，某弁果以坠马殒命。
曾国藩精通相术，所用将吏，必先相其外表，因材而用。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史料》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夫文正虽不可学，但使阅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尝不可得一二焉。”薛福成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当谋臣，想必此言不谬。作为地方大员，曾国藩用人必有一套标准，相术是他选择人才的方法之一。
曾国藩对神秘不可解释的扶乩现明，偶有相信。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幽怪》记载：
曾文正公尝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鸾等术，然亦有奇验者。李忠武公（续宾）之克九江也，余方衔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师方与人为扶鸾之戏，问科场事。余默念此等狡狯，何足之凭？乩盘中忽写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余言此系：“此系旧时灯虎，作败字解，所问科场事，其义云何？”乩盘中又写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诧曰：“九江新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