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借官府、官人之名行骗
借官府官人之名以行骗者，真谓是花样繁多，不胜枚举，这里仅列出几种类型以作说明。
①撞太岁。有的流氓混迹官场，招摇撞骗，靠官府吃饭。这就是当时闻名北京的“撞太岁”。所谓的“撞太岁”，明人张襄的解释是：“京师依托官府，赚人财货者，名‘撞太岁’。吴中名‘卖厅角’，江西名“树背张风’，皆穿窬之行也。”(张襄：《水南翰记》)“撞太岁”一词，这个“撞”字用得极妙。无赖子们整天无所事事，在街上闲逛，目的就是寻找一个骗取钱财的机会以资生计。但到那里去寻找机会却毫无目的，所以只能靠“撞”大运了。《明实录》对无赖子的“撞太岁”行为记之甚详，现引述如下：
在明英宗天顺年间，京师有无赖子数十人，常在吏部前徘徊，打听到选官监生，“或谋赂内外官求美除”，但因家境贫困财力不足，因此只好借贷，于是无赖子就将他们带到富裕人家借钱。借来银子以后，就替他们行贿。如何行贿姑且不论，若一旦有时凑巧，选官偶得肥缺，无赖子就“掩为己功，分有其金”。同时，无赖子又执借银凭据给所除官，一同前往任所，“取偿数倍”。(《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天顺六年秋七月)
伪造制书行骗。所谓“制书”，就是圣旨，也即诏、诰、谕、敕书之类。不言自明，所说的伪造制书就制造本来并不存在的圣旨。这是流氓巧生事端，借皇帝的名誉骗钱。有时候，流氓也伪造各部衙门的文书，或者假造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或府州县等衙门的文书，“诓骗科敛财物”。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湖广，有一位流氓魏延文，假造“上谕和总督官衔报单”，以此信伪称圣旨，并许愿给他们八品顶带，“诓骗银钱”(《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三十，《刑律诈伪·诈伪制书》)。
冒充官员或官员族属行骗。官大一品压死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流氓当然也深谙其理。所以，有时他们冒充皇亲族姻党家人，或者在京，或者到外省，出入于大小衙门，嘱托公事，贩卖制钱盐，包揽钱粮，有时甚至巧立名色，挟骗财物，侵占土地；更有甚者，有时流氓就直接假充官员，“恐吓害人”(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三，《风俗》)。
有时流氓便假冒大臣和近侍官员的家人，在乡村地方横行霸道，惹事生非；有时则干脆伪造凭札，自己充当起官员来，借此到处招摇撞骗。清代的内宫太监，虽已与明代不同，说不上权势显赫，却也不是好惹的主。所以，流氓也拉起他们的大旗，假冒内宫的亲属或家人，“恐吓有司，诓骗财物”(《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三十，《刑律诈伪·诈假官》；《刑事诈伪·诈称内使等官》)。
假借名人之后的名头或现任在朝官员之族属以骗取钱财，也是流氓行骗中常有的事。如清时有一位医人，自称是宋时“包孝肃公”的后代。虽略晓医术，但替人诊脉，服其药后，却又不见效果。他还自称已有一百几十岁，曾经到了阎王殿，却被阎王“放还”。再如清嘉靖时期，大学士顾鼎臣原籍苏州府，于是就有一些流氓假冒是顾大学士的亲族，“私出路引，贿买关文，驾舟悬牌，装载客货，所在骚扰，逃匿租税”。
设立牙行，诓骗客商。自明中期以后，天下大码头逐渐兴起，主要有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这些地方大都是商旅辏集之所在，买卖兴旺，因此一些牙行经纪人便靠此赚钱。牙行经纪人赚钱也颇有一些骗人的流氓手段。这些牙行经纪人平常假装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土。显得他们资本雄厚，借此炫耀自己，吸引客商。有些客商不远千里，前来发卖货物，一入牙行，经纪人“但以酒食赍之”。货一旦入了牙行，“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