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汉高祖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不够发达，社会物质财富难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尤其是那些社会下层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物质生活资料就更加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社会成员为了获得必须的生活资料，不得不采用一种非正常的方法，这其中有些则是流氓得以从中产生的导因。
孟子就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商鞅就曾提出过“富能生德”的思想，反对儒家“安贫乐道”的仁义道德说教，认为利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善的根基，“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商君书·靳令》)齐国法家管仲也曾明确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五辅》)的观点。汉代思想家王符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富德论思想，进而得出“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潜夫论·爱日》)的结论。王充则更加明确地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月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汉晁错也说：“民贫，则奸邪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恩格斯在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发现，贫困使工人阶级走向道德堕落。贫困的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牺牲他们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去干些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一无所有，深受奴役，道德与法律对他们无济于事，“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当人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时，往往容易铤而走险，堕落为流氓。如《旧唐书·张建封传》引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话说，当时涌进长安城的农民有数万人，皆无“土著生业”，而成为“游手堕业者”。同书《张说传》里有这样一段话，更能说明这些人变成流氓的原因。书中写道：“宫成褊小，万方辐凑，填城溢郭，并锸无所，排拆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茕老病，流转衢巷。”这种由贫穷而转化为流氓的人，在中国古代，应该说是不在少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