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溥氏和周溥元互相照应着，守望着这座老房子。1997年
由于我写过小说《三寸金莲》，曾经引来不少国家的影视人员找我问东问西，却都被我拒绝。我知道他们镜头的兴趣在哪里。对于三寸金莲这种悲剧性文化，或叫做病态文化，我拒绝甚至憎恶任何兴趣的角度，却执意于对它的研究与反思。文化研究是没有禁区的。仅仅情绪化地把它当做一种“国耻”，决不是对它历史的本质的认识。没有深刻的反省就没有诀别。当李楠决心用他的摄影机来担当起这并不轻松的使命时，便令我着实钦佩了。
摄影有其优势，便是客观和真实的记录。李楠非常明确自己的工作，即抓住行将消亡的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的生活，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史的最后几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