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号院一带，因位于小港码头附近（当年是主要的码头），在青岛开埠初年，就被划为“劳工区”或“贫民区”，所以院里住户多为“扛大包的”或“拉大车的”从四乡来的移民。记得住在三楼头处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四大爷”、“五大爷”，兄弟两人合租了一间房，用两只木箱一隔，就迎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即使现在，这“大院”里住的也仍是些最平常不过的普通青岛人。平日里邻居们虽然也会有些碰碰磕磕，但遇事相互照应、相互帮扶使得大院生活显得有滋有味，与在新式套房住了多年还不知对门姓什么名什么相比，大院生活特别富有人情味，特别让人依恋。
在这大院里，母亲是年纪最长，居住时间最久的“元老”，她性情豁达、爽直，爱“管闲事”，因此在院里很有些“权威性”。1950年，大院重修后，有关部门突然想转做他用，母亲约同院几位婶子大娘们据理力争，终于得以返回，而且还提出了仍按各自原先的方位回迁的原则，以避免出现争执。听晚年的母亲述说这些往事，我突发奇想：如有“伯乐”提携，母亲会是一位不错的领导者。住进10号大院的我家，从物质层面上讲，自然可以用“清贫”二字概括，这是事实。但生来即心灵手巧的母亲，通晓许多事理，尤其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感悟能力，因此使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对精神层面要求较高的氛围中，受到母亲以她特有的方式传输给我的艺术启蒙，并在她的关心下，一步一步地走上艺术之路，并有了一定的成就。多年来，母亲总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和评委。有时朋友拿照片让我看，近百岁高龄的母亲也愿看，让她挑选，她挑出的那张肯定是最好的一张，母亲的观念一点也不落俗套，我曾几次对母亲讲，有机会让她当一次年龄最高的评委。多年来，我时常给母亲拍照片，但都是些随意的生活照，没有刻意安排和讲究，偶有她看好的，她会问我能否摆展览、上报纸，但因工作忙，也总觉还有时间，我总推说下次拍，下次拍好一些的，一直也未能如母亲的愿。
1998年10月28日，农历的九月九，“重阳节”上午10时，因病住进医院，已安详地睡了两天，醒来还应答了我与哥哥们问候的母亲永远地“睡”着了。这突然而来的变故，我毫无准备，我—时木然，无泪、无语。在婶子、大娘们的指点下，我沉静、机械地行完了应有的程序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寻找与母亲继续对话的途径。在排除了好多的不妥之后，我选择了这个方式，利用1999年的夏天，完成了这个在青岛开埠后不久即建成、母亲在这里生活了—辈子的老院的拍摄，并选择1999年的“重阳节”举办《五角大楼—10号大院的故事》摄影展，献给即将迈进新世纪的青岛，并作为对母亲，一位平凡的世纪老人的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