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海患问题越发严重，市舶司的取消彻底封锁了中外正当贸易的渠道，于是引发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海患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内民间走私组织进行的劫掠行为，二是来自日本的倭寇进行的劫掠行为。而两者常常联系在一起，前者利用政府畏惧倭寇的心理以倭寇的名义大肆在沿海掠夺财物。在这些抢劫中，很多富商和政府官员都充当着内应和赃物销售者，从而使得沿海尤其是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浙江巡抚朱纨曾经面对这种情况悲叹道：“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当时有一些目光犀利的文人和官员已经看出了解决倭寇问题的关键，指出应该在加强海疆军事力量的同时，重开海市，取消海禁。因为开海市后，“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但是明朝政府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仍然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而在这种政策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是沿海民众和国家利益。无论是海盗还是官兵，都在劫掠当地的财物，只是理由不太一样。同时国家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来维持沿海军备，在北方和东南两条战线上的备战使得明朝不得不放弃永乐年间朱棣所使用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而只能采取紧缩防守的保守外交政策。这种闭关锁国并没有缓解明朝的边疆压力，反而养虎为患，最终为满族人所击败。
郑和下西洋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海上大国的没落，明朝政府如此大规模地实行海禁政策，不仅没有让沿海民众得到安居，反而让漫长的海岸线屡遭海患、遍布疮痍。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过于保守的海禁政策让中国失去了和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也失去了自我壮大的机会，以至于当西方人的军舰来临时，国家已经无法防守。１４３３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在南京降下了风帆，这些曾经在大洋上遮天蔽日的风帆是中国航海史上的最大的幕布，它的落下结束了中华帝国的海洋梦。而在数十年后，西方人艰难地拉开了他们航海史上的序幕：那序幕和郑和的落幕相比是如此的不堪———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条小帆船，旗舰“圣玛丽亚”号的排水量只是郑和宝船的几十分之一；即使达·伽马随后的航行中乘坐的号称当时欧洲最精良的船只，长度也只是郑和宝船的五分之一 ——而正是这些被讥笑为“海上棺材”的小船发现了美洲，到达了印度，最终将西方人的技术和占领带到了东方，而中国在其中得到了一百年的屈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