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不住的创伤：悲哀的中退西进
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轻的皇帝去世了，当时他还只有三十九岁。此后，有明一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成祖和仁宗这样对海外世界有巨大热情的皇帝。明朝的海外政策越来越消极，再也没有向海外派遣使者。而国外的来使也日见稀少，史书中关于航海的记录也绝迹了。
可怜的是那些随郑和入贡的古里、锡兰、祖法儿、忽鲁谟斯、天方等各国使节，他们失去了回国的途径，不得不在中国度过了三年时间。直到１４３６年（正统元年）闰六月，他们才碰上了回家的机会。但这次还不是乘中国船，而是搭乘爪哇国使节进贡回国的便船。然而，这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竟然船毁人亡，溺死者达五十六人之多。这是发生在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终幕时的极其悲惨的事件。
明廷的这种姿态，当然是国势由盛而衰的体现。不久之后，来自北方的蒙古势力带给明王朝极大的威胁，日益猖獗的海盗更成了满朝文武的梦魇。“土木之变”大大打击了衰落中的帝国，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天顺元年（１４５７），成为蒙古俘虏后复辟的英宗，想要派遣马云等下“西洋”，受到了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在当时的反对意见中，有的人这样说：“安内救人，实国家之急务。慕外和番，实朝廷之末节。”而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也难以支撑大规模的航海。据粗略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而每只宝船造价约要五六千两白银。每次出航又要携带大量丝绸、茶叶、瓷器等赏赐外番的礼品。种种原因使英宗不得不打消了下西洋的念头。
一旦明帝国的对外政策消极、国力衰退表面化，朝贡国的态度也就跟着改变了。站在海外诸国的立场来说，在朝贡贸易带来利益期间，这种关系能够维持下来。可是，当明帝国的经济实力衰微，他们无法获得所期待的恩惠时，也就失去了朝贡的念头。而处于朝贡国的地位所带来的屈辱感便逐渐占据了他们的意识，这些国家对于朝贡贸易的不满和反对也渐渐暴露出来。宣宗之后的英宗起用了“正统”的年号，一进入正统年代，朝贡国的数目明显减少，而且朝贡国只局限于比较邻近的国家。当时能够见到的名字只剩下：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锡兰、榜葛剌。正统之后的景泰、天顺、成化等朝更加惨不忍睹，来进贡的国家日渐稀少，成祖建立的起来朝贡制度苟延残喘，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从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到六年，入贡者只有占城和暹罗两国，而且只各有一次。郑和以后，来自印度、西亚、非洲诸国的入贡早已完全绝迹了。
郑和死后，中国的商船队销声匿迹，印度洋就成了伊斯兰商船队的舞台。然而，随着１６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活动力的失去，也逐渐减少了航次。取而代之的是欧洲的商船队，１６世纪以后，那片郑和曾经活跃过的海域成为了他们主宰的舞台。
美国的博克塞说，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的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抗衡的情况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就在郑和使团第四次从西洋诸国访问归国之时，处在欧洲边缘上的贫穷国家葡萄牙国开始了海上扩张的活动。１４１５年，葡萄国王率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远征军?穴一万九千名陆军、一千七名海军和两百艘战船?雪，占领了北非地区陆海贸易中心、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战略要地休达?穴Ｇｅｕｔａ?雪。这一事件不仅被认为是葡萄牙海上扩张政策的正式起点，而且也被认为是欧洲向外扩张运动的开端。
到１４８７年，葡萄牙人已到达西南非洲的克罗斯角。就在这一年，约翰二世组织巴托洛缪·迪亚士?穴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 Ｄｉａｓ?雪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探险。通过这次探险，迪亚士在一个风暴的海域发现了一个突出海洋很远的海角。于是，他把这个海角命名为风暴之角。当这位航海家回国向约翰二世报告时，此角即被国王改名为好望角。葡萄牙人已经感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通向印度的航路已经找到了。
１４９７年，继承约翰二世王位的曼努埃尔一世决定派遣一个船队尽快找到印度。于是，瓦斯科·达·伽马?穴ｖａｓｃｏ Ｄａ Ｇａｍａ?雪被选任为这一船队的指挥。达·伽马于当年底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他们于１４９８年初在莫桑比克接触到穆斯林文化在东非的前哨，并找到一名领港员作向导沿东非海岸向北航行。当他们带着香料等印度货物在１４９９年回到里斯本时，葡萄牙人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这一航行也使东西方交通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１４５３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而欧亚陆路交通受阻后，终于在海上有了发展。所以，曼努埃尔一世为达·伽马一行的归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给自己封上“对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进行征服、通航和通商之王”的称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