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由宦官主导的，而出资也主要由宦官机构支出，没有留下任何收支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郑和船队和西洋各国的交易中可以看出，除了香料等日用品能够进入中国民间之外，大多数交易回来的物品都属于奢侈品，如珍禽异兽和各种珠宝等只能属于皇宫或者高级官员才能够拥有的。而跟随郑和来朝贡的使团常常在中国境内私自高价出售自己所携带的货物，对于明廷而言，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利益肯定要高于经济利益。诸如夏原吉等掌握国家详细经济收支情况的官员一再反对下西洋，便是主要从经济角度进行立论。永乐年间即使按平均收入每年三千两百万石粮食计算，米麦一石折合白银约二钱五分，全国粮食税收可折合约八百万两白银。郑和在前四次下西洋中在内府支用了七百万两白银，用去了六百万两，平均每次下西洋要耗去年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是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这些还不包括船只的制造、部分物品的收购以及军士月饷和回国后政府的奖赏。从明朝中叶人李昭祥所著《龙江船厂志》可知，一艘四百料战座船的造船工资约为七十五两银，按此比例，一艘两千料海船约需工资三百七十五两银。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大多取料严格，从湖广乃至安南选择良材，再加上造船所需其他材料，其采购和运输费用定然远高于工资。如在洪武二十六年，制造一艘一千料的海船需要材料如下：“杉木三百二十根，杂木一百四十九根，株木二十根，榆木舵杆三根，栗木二根，橹坯三十八枝，丁线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个，杂作一百六十一个，桐油三千一十二斤八两，石灰九千三十七斤八两，艌麻一千二百五十三斤三两二钱。”此外再包括船只精良武器的配备和豪华的装饰，即使保守按照四倍于工资计算，一支拥有一百艘两千料海船及两百艘四百料战座战之大船队，总造价约为三十万两银。这个规模类似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队，假如操作费用为此船队之两倍，总共则需约一百万两左右，这个数字是全国税收的八分之一左右。无论这笔钱是由国库支付还是由内府支付，最终都来自于国家的税收。朱棣不会不考虑到国库的现实情况，他仍旧一再派遣郑和下西洋，可以看出他对维持一个大国形象、柔化远人的看重，也可以得知郑和下西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悲壮之举，在它光鲜的背后还有无数的心酸。但是在除了经济利益的收入外，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可以说取得了政治、文化和军事等等各方面的全面胜利，这个成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明朝最为伟大的成就，远远比远征漠北、平定安南等等要伟大得多。
要计算出郑和下西洋期间朝廷在内外各种事件上的确切费用是不可能的。明朝政府并没有编制综合的预算，历史上也没有整体的详细记载。朝廷的收入主要是农工业税收和各国纳贡，除了这些，朝廷还无偿征用劳动力、向民间无偿征用粮食和建筑材料以及实行军屯制度等。从表面上看，繁华的永乐盛世应该是收入大于支出的，但或许这更多是一种假象。《剑桥中国史·明卷》中写道，根据黄仁宇的推测，永乐帝年间的主要大事如南征北战、迁都北京、郑和六下西洋、编撰《永乐大典》以及大规模的对外朝贡贸易等花费很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穴国库通常只保持一年的防备?雪，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但，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的确是昂贵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