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的拥护派：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
虽然不断有朝中大臣反对郑和下西洋，但除了朱棣之外，也有一批支持下西洋的拥护派，只是拥护者的身份一般不是朝中的大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响着朝廷的决策，甚至对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在他称帝后立下了规矩，不允许文人在文章中提到“僧”甚至“生”，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会被处死。而佛教也正因为和这位开国之君有着特殊的关系而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且有时甚至能够左右朝政，比如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朱棣最为重视一个人的意见，那就是僧人道衍。朱棣的靖难成功中功劳最大的也许就是他了，而在决定派遣郑和下西洋时，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道衍虽然是个僧人，但是其背景和主张都与僧人无关。道衍本名姚广孝，十四岁出家做了和尚。后来又事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道衍博闻广识，精通各家学说。相传他在游嵩山寺时遇到了当时最有名的相面家袁珙，后者在看到道衍的相后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没想到道衍不怒反喜。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下诏懂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受聘为官，但是道衍不愿为官。后来太祖选高僧侍奉诸王，宗泐举荐了道衍。燕王朱棣和道衍相谈甚欢，于是道衍就跟着朱棣回到了北平。在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相继问罪周、湘、代、齐、岷诸王。道衍于是一再劝朱棣举兵，而朱棣当时非常迟疑，认为民心向着建文帝，但道衍却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在劝说朱棣举兵成功后，道衍在王府中秘密练兵并且制造武器。在朱棣靖难的三年多中，道衍在其中多次进行军事谋划，胜多败少，并且在关键时刻敦促朱棣一举南渡长江，攻克南京。《明史》认为：“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道衍不仅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天下平定后还和解缙一起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撰，实是文武兼备。正因为道衍的这些才能，朱棣对他言听计从，并且在其生前死后给足了荣誉。
道衍和郑和之间关系很好，在燕王府时便在一起共事，都在靖难之中成为朱棣的心腹。郑和后来加入佛教，应该也是道衍和尚在其中牵线。郑和曾经广修寺庙，而且还出资刻了很多佛经送往各寺庙收藏，在佛经上他曾自我介绍过：“大明国奉信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郑和的佛教身份也是朱棣派他出使西洋的原因之一，因为西洋各国信奉佛教的国家不在少数，郑和兼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身份，能够更好地和各国进行沟通。道衍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和郑和的亲密关系也让很多大臣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反对下西洋之事。
在朱棣靖难之中，相士袁珙及其子袁忠彻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古代信天命的情况下，相士能够在特殊时刻起到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袁珙是元末明初最有名的相士，据说曾经为百名元朝官员相过命，生死祸福无一说错。后来被道衍和尚姚广孝推荐给了燕王朱棣，认为朱棣必是九五之尊，在朱棣登基后还为未来的仁宗和宣宗相过面，认为他们会做皇帝，于是“储位乃定”。袁珙的儿子袁忠彻也擅长相面，早在燕王起兵前就秘密地为朱棣相过各下属的面相，在朱棣称帝后又为朱棣相过文武百官的相貌，包括姚广孝、夏原吉和郑和这些重臣。
和姚广孝以及郑和一样，袁忠彻跟随朱棣多年，所以能够不避嫌地直谏，因为他的话语非常有分量。在下西洋之前，朱棣曾询问过袁忠彻：“以三保领兵如何？”他回答道：“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袁忠彻的回答让朱棣非常满意，也坚定了由郑和率领下西洋的想法。但是袁忠彻在永乐后期又“谏外国取宝之非”，或许不是针对郑和个人，而是他的一种性格吧。在《明史》中，对袁忠彻的评价远不如其父：“然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龁之。”但无论怎样，他在下西洋之前对郑和的肯定使得下西洋之事能够顺利成行，并且也支持了郑和数次下西洋。
最支持郑和下西洋的也许是太监们了，正是郑和这样的太监得到了成祖的重用，太监们才走上了明朝历史的大舞台，并且在永乐朝后日益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明朝衰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或许是明成祖朱棣最想不到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吧。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严令宦官参议政事，并在宫门口刻了一只铁牌，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是因为朱元璋看到了元末宦官败国的情形，所以在洪武初宫内的宦官还不足百人，直到洪武末年才在《祖训》中厘清宦官职权，初步完备了内宫太监的设置。但也明确宦官不得与外臣勾结，不得参与政事，不得穿戴外臣官服，不得超过四品俸禄等等。而在建文帝登基后，对待太监更加严厉，外出办事的太监稍有不得体的举动就会被送到有司处罚。但是在朱棣的燕王府邸中，太监们却得到了重用，不仅能够参政议政，甚至还能够亲自领兵。
朱棣重用太监也是逼不得已，建文帝派遣了众多官员去北平监视他的行动，而他只能更多地依赖王府内部的下属行事，太监近水楼台自然先得月了。朱棣府中的太监来自不同的民族，很多人在靖难之中立了大功，在朱棣登基后加官进爵，郑和等少数民族的太监还得到了赐姓的殊荣。永乐年间，朱棣大量起用宦官处理政治事务，尤其在对外交往上面，多为宦官所为。比如永乐元年，内官监宦官李兴奉敕去暹罗国；永乐三年之后，遣内宫监太监郑和六次率领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都督谭青军营中有太监王安等监军；此外还命令太监马靖镇甘肃，太监马骐镇交阯。永乐十八年置东厂，太监在其中刺探大臣以及民间的情报。综合而言，永乐年间宦官主要行使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等诸大权，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朝结束。
郑和作为职位最高的太监，他得到皇帝的重用也自然能够提高整个宦官阶层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在郑和下西洋中，不仅他的副手王景弘是高级别的太监，而且船队中很多高级官员都是太监。在第四次下西洋时，船队上有正使太监七人，副使太监五人，少监和内官内使五十三人，共计六十五名太监，这一数目是洪武时期整个内宫太监总数的一半左右。没有众多太监在朝廷和海外对郑和的大力支持，郑和的航海也不会顺利。而受到重用的郑和也更多地为自己所属的阶层谋到了更多的利益，是以虽然大臣们时常提起朱元璋的太监不能参政的祖训，朱棣都没有听从，反而给予了太监更多的权力，在后来太监们俨然有了一个类似于外廷内阁的内宫内阁，势力越来越大以至最终垄断了朝廷的大多数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