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东征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１４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世救赎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１３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然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皈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１４世纪开始的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ｓ Ｅｒａｓｍｕｓ，１４６７—１５３６，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者）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较之当时保守的东方社会要更胜一筹。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１２００至１５００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六百吨到八百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一百五十吨到两百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１３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１４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综合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早期船只各自的特点。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一百到两百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
最后，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野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他们向往广阔的世界，也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