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见识不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以理解的。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９００年至１３００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１４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这些因素是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１３１５年和１３１６年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１３４９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１４００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的全面发展自然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这几个世纪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１０至１４世纪，人口大约增长了５０％，这一增长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无法与其相比的。人口激增促进了维持人口增长的农业的改进；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反过来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进运动。例如，到１３５０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一千五百个，由十五万到二十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者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１０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到１４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外围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１３５０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九十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只有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治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到１０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市有时结成像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而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制度和货币。１４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三十五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六十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两百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公元４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１０世纪到１４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国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到１５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