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前的中国西进史：走在和战的边缘上
据《穆天子传》记载，在三千多年前，穆天子曾经坐在八匹马拉的车上去过西天母住的地方，并且在瑶池边上王母作歌穆天子相和，穆天子还在西王母的地域采购了大量的玉石带了回来。这段神话般的传说也许是对古代东西方政治层面和贸易层面上进行交流的最早描述吧。
其实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中国人所谓的西方概念只是河西走廊到天山山脉一带。在那里居住着以畜牧业为生的塞人，而希腊人将这些生活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一代的人称为斯基泰人，波斯人则称他们为塞迦人，三种文明对他们的称谓发音上很相似。塞人部落是远古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而随着华夏文明的强盛，对西方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塞人在秦代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中介。在秦之前和西域之间的交流只是小规模的贸易往来，一旦有了政治上的考虑，立刻就会破坏这种交流。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和秦穆公都曾经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讨伐过西戎和北狄。到了秦代更是建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想一劳永逸地把蛮夷之族隔绝在中华文明之外。
汉代面临着匈奴人严重的威胁，万里长城已经起不到多大作用。获得政权不久的汉朝还没有能力和壮大了的匈奴作战，只好采取进贡财物安抚以及和亲等方式缓解边境压力，但即使这样边境还是屡屡遭到匈奴的掠夺。汉武帝时期实行以战代和的西域政策，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任务便是联合大月氏等西域国家合击匈奴，但是大月氏已经没有了复仇的想法。张骞在出使途中两次被匈奴扣留，当初离开汉朝的一百多人的使团队伍，经过十三年的艰辛回到长安后，只剩下了他和甘父两人。张骞虽然没有完成连纵的任务，但是将中亚和西亚的许多风土人情带回了汉朝，此外还收集了大量关于匈奴的军事资料。在随后的年代中，卫青和霍去病等汉朝名将一再出击匈奴，依靠张骞对西域的熟悉最终击垮了匈奴。由此汉朝得以在西域设置了张掖、酒泉等郡，不仅稳定了西域，而且开拓了一条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和对匈奴的以战为主的策略不同，对更远的一些西域国家，汉朝实行以和为主的策略，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比如和乌孙的结亲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同时对匈奴也是有效的遏制。这条路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丝绸只是商旅们运送的一种货物而已，其他的还包括农作物、铁器、珠宝以及马匹等。称其为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人里希霍芬（Ｂａｒｏｎ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１８３３—１９０５）于１８７７年出版的《中国》里提出，也许是因为在这条路上丝绸的运输量最为庞大，而且西方最早认识中国也是从丝绸开始的缘故吧。
在开辟了通往西方的西北通道之后，汉朝还竭力开拓西南通往印度的道路，最后实现了中印大道的贯通，并且连接上了西北丝绸之路，中国的货物由此不仅可以大规模地运往西域各国和印度，而且经由它们进入了阿拉伯、拜占庭和罗马帝国所在的欧洲大陆。中西在这段时间内往来的货物种类也是空前的，在《魏略》中写到的大秦的特产多达几十种，其实也就是罗马帝国各地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货单。中西之间的贸易在战乱的空隙中进行，即使是在混乱的三国时代，对西方的探索也没有停止。吴国的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孙权派遣了康泰和朱应等人出使扶南，进一步了解了东南亚的情况，并打听出了到达大秦的海路。而在同时代的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中，已经提到了大秦的港口。
汉代兴盛的丝绸之路维持了几百年，同时西南中印通道以及南方海上航路的开拓全方位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即使是两晋华夏文明受到攻击时，这种往来仍然继续着，东晋时的法显和尚曾经通过陆路去印度求经而经过海路回国，由此可见当时交通路线的成熟。唐代的兴盛掀起了中西方继两汉之后的第二次交流高潮，而且由于唐代更为开放和强大，所以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比以往更为频繁昌盛。
唐代在西域问题上一样使用了和战两方面的策略，通过战争先后击败了东西突厥，并和汉代一样建立了龟兹、碎叶、于阗和疏勒等“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中印藏道上唐代则以和为主，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嫁给了松赞干布，促进了中原和藏地的和平联系。而在文成公主入藏的前两年，印度的赤贞公主也入藏嫁给了松赞干布，这样松赞干布这个娶了两国公主的吐蕃领袖自然也成了中印之间交流的理所当然的赞同者。后来唐代使者王玄策三次去印度都是走的这条中印藏道。
对于更远的西方如拜占庭帝国，唐代则选择了不和不战的方式，只以礼相待。拜占庭因为受到崛起的阿拉伯人的威胁，派遣使节以罗马教皇的名义来到中国修好，但中国一直都没有答应派兵援助。相似的还有和萨珊波斯之间的交往，在后者被阿拉伯征服之后，波斯的王子来到中国求援，唐朝的皇帝封王子及其子嗣为官，使其在中国生活优裕，也没有派兵援助。而对于胜利者阿拉伯人，中国选择了正常通商和平往来的策略。这也可以看出唐代西进政策的成熟，和平共处，有礼有节，保护国内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海道的开拓也远胜于两汉，这主要是得益于三方面的发展：首先唐代已经能够制造出远洋的船舶，不再一味依靠阿拉伯人的船队；其次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以及沿海的开放，使得洛阳、扬州、泉州以及广州这些城市由北向南、由内地到沿海呈扇状提出了对海外贸易的要求；同时阿拉伯人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各国已经认识到海路运输不仅比陆路迅捷，而且运载的货物量也大得多，一艘船只的载重往往能超过一支驼队的总和。唐代也为兴旺的海外贸易特设了市舶司，一年中仅到广州的船只就达四千艘以上。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西方货物，也将西方的文化带进了中国。唐代中后期的一些大城市中聚居着大量来自阿拉伯和欧洲的商人或者各种教徒，而唐朝人中着胡服也是司空见怪的事情。也正是在唐代开始，中国的瓷器大规模运往西方，经由埃及的大海港亚历山大城运进地中海，在西方掀起了一波自丝绸之后的第二次东方时尚。而这时中国的养蚕术也传到了西方，丝绸逐渐让步给瓷器，后者成为此后几百年中中西方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货物。
在唐末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已经颇具规模了，黄巢起义时?熏仅在广州一地就有十多万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教徒以及基督徒等在战乱中丧生。待到北宋建立后，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域中又有新的势力出现了，辽国、西夏以及女真人先后称雄，但是并没有影响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贸易交往成为各个民族都相当支持的事情。而等到南宋偏安江南时，又加大了海上贸易，而且陆路商道运送的瓷器数量有限又极易破碎，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从宋代开始逐渐胜过了陆地丝绸之路，而更贴切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海上丝瓷之路。这时候的大船一艘的运载量能够抵得上两千匹骆驼，也即是近七十支驼队的运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