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底解海龙被调到《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几年里他利用出差之便，在全国二十六个省区的近百个县进行了采访，并跟踪采访了许多他曾拍摄过的主人公，了解了他们的近况，及时进行报道，那时社会上很多人开始做解海龙的后盾，只要他拍到哪个穷孩子、穷学校，他们就帮着他上学就给盖学校。
当时有件事也非常感人，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钱，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看了解海龙的照片非常感动，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解海龙知道后就专程去看他们，给他们讲希望工程的故事，然后给他们鞠躬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你们是闪光的，我代表山里的孩子给你们鞠躬。你们要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做好事，早些出去，到时候，你们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社会做好事的。”当时犯人们听得全哭了。
1993年12月，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解海龙去西柏坡采访，突然就收到了一张一千块钱的汇款单，上面也没有什么话，解海龙当时很纳闷，他最近没发表什么作品呀，稿费也不应该这么高呀。后来他收到一封唐山来的信：“我们是《唐山晚报》和《劳动报》的记者，也报道过贫困儿童上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的功劳大。这两天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歹徒在抢妇女东西的时候，被我们抓住，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就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而且每个人给了五百块钱。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还是给你，你认为该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这个钱的含金量让解海龙感到沉甸甸的，拿了这个钱解海龙就到农村转，很快找到了一家，两个孩子都失学了，一个初中、一个小学，父母和奶奶在一年之中都不在了，这笔钱给这家人是救命的，解海龙于是就把钱转给了这家人，这家人跪在那就磕头，解海龙只得说：“你要磕，也别给我磕，你们就往唐山那边的方向磕。”
1994年，解海龙还将拍摄照片获得的稿费捐助了5名青海省的失学儿童，孩子们来信对他说，不知称你是叔叔还是爷爷，也不知你在哪里工作，感谢你对我们关心和帮助。1997年解海龙将拍摄这组专题所使用的一架个人相机拍卖，所得的五万元钱也捐助给了“希望工程”。
解海龙曾说，只要山里孩子都上学了，“希望工程”也就达到目的了，最早我们说的口号就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上学，‘希望工程’的神圣使命就没有完结”。
“希望工程”运动开展以来，为了点燃希望圣火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北大毕业的姜森，自己就有一段悲凉的求学历程，看到了贫困儿童失学的惨况，他说：“我已流了泪，就是不让别人再流同样的泪。”于是他守下誓愿，每年要捐出一个月全部的工资，还有一位在部队的刘飞写信给基金会，指名要捐助给河南解海龙拍摄的那位为让妹妹上学而转让助学金的杨小妹妹。刘飞在信上说：“她是多么可爱，我愿意资助她上完小学、初中……大学，她能考到哪，我一定资助到哪，哪怕要借钱！”的确，“希望工程”不仅救助了失学的孩子们，同时也牵动了千千万万海内外中国人的赤子之心，洗刷澄净了人们的灵魂。
而某种意义上，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便是点燃这场圣火的希望火炬，“大眼睛”女孩本名苏明娟，1983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简朴的乡村生活。1991年4月6日，张湾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明娟抬头望向黑板时，那瞬间的眼神被解海龙的照相机捕捉到了。“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在张湾小学课堂上看见了苏明娟，一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我的镜头。”这幅画面为一个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在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并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而为了拍摄“大眼睛”等贫困农村儿童，解海龙曾花了十年时间，行程了两万多公里，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其间拍摄了近万张底片，接触了一百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对此，解海龙可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截至2003年年末，希望工程这场规模空前的爱心大行动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名农村特困学生上学读书；援建了9508所希望小学和150多所希望网校；为1万所农村小学赠送了“希望书库”和“希望图书室”；为2000余所希望小学配备了“三辰影库”；培训奖励了12000余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师。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表明：希望工程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今天，面对这些成绩，解海龙的纪实摄影完全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