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有重头再来的努力和再生的欲望。老话说得
好——青春是再生。我们都曾努力地去顺从我们周围的生活，顺从那些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我们年轻心灵的判断和规范。经过数年这样的顺从之后，一种强烈的欲望会在我们正在成熟的体内陡然升起，就好像这世界只有现在才被创造出来，就好像我们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着所有这些攻击我们的欲望，感到无从理解。
甚至于我们中最敏感的人都会成为这种魔咒的牺牲品：我们会感到一个全新的全然不同的世界正在升起，跟这种感觉相矛盾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跟某种难以理解的误解有关。不过，由于我们不是非得坚持这种大胆的信仰不可，由于我们最终必须向世界的真实样子屈服，所以在我们后来的人生岁月里，这一“罗曼蒂克”阶段会给我们蒙上一块乡愁的面纱，这面纱就像是森林中湖泊上微微闪亮的月光，就像是那引诱我们走向毁灭的幽灵。然后，我们会把内心深处的冲动跟某种过度的情绪混淆起来，那种情绪可能是没有创造性的、不平衡的，而且只跟某个特殊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不过，事实上，我们错误地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东西起源于我们存在中最坚固、最顽强也是最初始的部分，那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借助外力就能平衡外部存在和内部力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为外在现实和内在现实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
在身体成熟的转变期，我们的真实本性会引起内心的斗争和动荡，同时使我们最适宜于跟我们早年生活中的混乱和压抑达成新的妥协。
我本人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发现，我少小时候对爱人的梦想和幻想在现实世界中都被推到了一边。一个活生生的人取代了它们。①他不是在它们旁边出现，而是跟它们一起出现——他自己就变成了现实的外在体现。在向我表达强烈情感的方式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加简捷和简短，他是我期待中的“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只有跟上帝才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形象中浸透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跟我周围的一切截然不同，从那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存在”是不真实的。现在跟上帝一样的品质已经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些品质是包罗万象、占有优势的。况且，那不朽的神灵被证明绝对不是幻象。作为一个教师，他的目标是让清晰而理性的思想得到无限的发展；我发现，我越是难以皈依他，我越想去倾听他。我因沉醉于爱情而心灵受到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能跟现实妥协的。在那一点上，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甚至不曾接近过他现在所代表的那种现实的边缘。
这位老师先是秘密来访，然后被我们一家所接受，是他帮助我为日后在苏黎士的进一步学习做好了准备。甚至在他最严厉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了大度。他跟我那总是满足我各种各样欲望的教父很相像。就好像他既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仆人，他引导我、引诱我走向我内心深处最深沉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是我童年时代上帝形象的一个副本、一个亡魂。当我确切发现我不能把我的爱付诸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男人时，我开始明白了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
当然，有许多因素我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其中之一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坦率地说，同样要紧的是在迷惑和清醒之间的情绪差距。另外的事实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是两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孩子的父亲。（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上帝跟人类全体都关系密切，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而妨碍他跟任何人的亲近。）我的性情还跟小孩子似的——那是我身体发育迟缓的结果，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发育都比较迟缓——这迫使他在跟我父母谈了跟我结婚的事后居然还对我隐瞒。当决定终身大事的时刻意外地到来时，我感觉自己由天上掉到了地下，我拒绝了。我一心想逃到陌生的地方去。有些东西有其自身的需要，它们不仅没有满足我的愿望，而且还威胁到我的愿望的实现。那站在我面前的确实是另一个人：由于他戴着神圣的面纱，所以我还不曾认清他的真实面目。我把他神化了，我想我做得对，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需要他对我施加影响，使我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这种双重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它导致了一个古怪的事实，即尽管我们俩都爱着对方，尽管他常常用昵称叫我，但我从未曾使用熟人之间的称呼法去称呼他。在我整个一生中，对于我来说，礼貌称呼的使用是关系亲密的表示，而昵称反而表示不那么亲密。
我的男友是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自从彼得大帝开始，在俄罗斯，有非常强大的荷兰殖民势力。使馆工作人员需要承担各种官方职责，尤其要参加水手们的宣誓就职仪式，小教堂里的布道用的是德语和荷兰语两种语言。由于我的男友花了很多时间来帮助我，所以我时不时地给他写点布道词，这真的不是什么重任。当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去教堂，因为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观众是如何被他的演说（他本人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完全迷惑住的。后来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写作的热忱把我带走了，我从歌德的《浮士德》中、而不是《圣经》中选取了我的座右铭，那就是：“感觉就是一切！名称只是余音和残烟。”他跟我的关系使他受到了大使的申斥，这使他深感恼火，他又转过来对我大发雷霆。
由于宗教与政治的彻底分离使荷兰得到了好处，所以我的男友有一些特殊的权利，他可以用这些权利来帮助我。由于我离开了教会，在我去苏黎士旅行之前，②俄罗斯的权力部门拒绝给我发放护照。他说，他可以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给我办一个确认身份的证书，那个朋友是荷兰一个小村子的小教堂里的牧师。我为他这一奇怪的安排深深打动了，因为这个安排是严格按照我的愿望来执行的。那是在美丽的五月，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们得分别了——我害怕分别，就像害怕死亡似的。幸运的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她根本不懂荷兰人的渎神的布道词，也不懂布道结束后那些表示确认的用语——这些用语几乎像是结婚誓言：“别害怕，因为我选择了你，我要用你的昵称来叫你，你是我的。”事实上，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因为他发现俄语中的“里奥拉”（或者“里奥里雅”）很难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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