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乎乎的女孩身体与我的后背接触了一下，又脱离开来，只听玲玲说了句，你还喜欢足球呢，这么瘦！我顿时羞愧难言，脸上脖子上火烧火燎。躺在我里边的双木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不瘦，你们喜欢足球吗？玲玲说不喜欢我们到这儿藏什么猫猫？双木说那你们知道什么叫越位？什么叫二过一？玲玲不语，不知名女孩也不语。双木轻蔑地啧啧了一番，说你们哪，太年轻、太业余、太掉链子啦。说完一激凌，马上坐起来：糟了！我的车忘锁了。边说边摸摸索索往外爬，我说现在可是啃劲儿的时候，你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玲玲则安慰说不会丢的， 她爸有一回把车忘在外边，两天后才想起是忘在艺术宫了，颠颠儿去了一看，车还在那儿傻了叭唧地站着呢。双木问你爸的车锁没锁？玲玲就笑，笑完刚要答话，一束手电光芒在黑暗中亮起来。一个男的胸有成竹地呼喊：出来！都给我麻溜儿出来！别寻思我没瞅着你们。
两个女孩使劲贴在我的身上，噤口噤声，我的心蹦蹦乱跳，有点透不过气来。那男的堂堂堂堂大步流星走过去，在里边的某个地方又一阵乱叫，居然真把刚才那帮小子诈了出来，拎了出来。一个个少年俘虏蔫茄子似的在前边慢腾腾挪步，押解人则在后边数落说，没票看球，多美呀，什么时候学的招儿？有人辩解说不是不想买票是买不着票，押解人说你是团体吗？是团体就发你票。
假如玲玲不是特别爱笑的女孩，她一定能成为幸运的漏网者，因为押解人和俘虏正在稀里糊涂地通过我们的藏身之处，即将走远。押解人得意洋洋地说，就你们那点水平也想潜伏？别把我当鬼子，我的视力比鬼子强多了，一点五都打不住。有个男孩赶忙说，大哥，你的眼睛一定是二点五，这时玲玲突然格格笑了起来，一笑就止不住，越笑声越亮，身子一抖一抖的，我认为即使有人狠狠胳肢玲玲，她也不会笑得这么厉害。
手电光闻声扫来，押解人便说，哟，这儿还有两条小鱼呢，我还没下钩你们就伸嘴，急什么呀。玲玲仍旧笑着，喘着：你，你不是说，说你二百五吗？边说边用胳膊肘轻轻杵了我一下，仿佛在表示再见的意思，然后和女伴站起来，迎着押解人大大方方走去，两个苗条的躯体把手电光弄得支离破碎，乱马人花。
四下里恢复了平静，双木忐忑不安地问，她们会不会叛变？玲玲在我身上留下的感觉依然清晰，我说放心吧双木，你叛变了人家也不会叛变。心里暗想，玲玲会是一个什么模样的女孩呢？我只依稀见她扎着两只抓抓辫儿，眼睛亮如星星，别的就无从看清了。但我觉得，像玲玲这样笑得无比开心的女孩，一定会长得非常好看。
头顶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喧哗声、叫卖声。叫卖人甜蜜而悠扬地吆喝道：制冰厂的冰－－果！一毛－－俩。我知道幸福的时刻终于降临了，便和双木活动一下僵硬的肢体，最后瞅一眼看台下面这个堆满器材的、蜿蜒不见尽头的封闭场所，贼惺惺地登上沈阳市人民体育场的南看台。
白云朵朵，天色柔和，但仍然把我看惯黑暗的双眼晃得金不是金，银不是银。北侧主看台上伟大的毛主席还在画框里浅笑，可是上午誓师会或声讨会的横幅标语却不见了，代之以“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足球队！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学习！致敬！”的红底儿白字的喜兴词。土黄色的场地内，有一辆天蓝色洒水车正在喷播巨扇状清凉液体。三十年前的沈阳还没有一块草皮球场，人民也不知草皮球场才是国际时兴的高级球场，人民满意地坐在粗糙的水泥阶凳上，诚朴，友爱，兴高采烈，至少看上去兴高采烈。间或也有人不失礼貌地打量我和双木，甚至有一个女孩递过纸张，建议我们擦掉头发上的蛛网和灰尘。女孩的脸庞很秀气，眼睛很亮，可惜梳的是齐耳根的短发，嗓子也太细。
那天辽宁队踢得相当不赖，8号倪继德的底线传中和小角度射门命中更让人民欢声雷动。人民通常对领袖才如此欢声雷动。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也让大家激动，他们即使不踢球，光在场上跑一圈大家也会激动的。那时人民极少见到外宾尤其是白人外宾，苏联不跟中国好了之后，黄毛碧眼的白人外宾愈发像精粉一样叫人珍惜。精粉是特供，通常只卖给高干，春节时才卖给普通人家一户二斤。
火烧云冉冉浮动的时候，我和双木随着欢乐的人流涌出体育场。我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火烧云，高高的，远远的，刺喇喇冒着耀眼的彩色光辉。
在一棵老榆树下，我发现了双木那辆永久牌新车，也是那么……傻了叭唧地站着，双木惊讶地说，连铃盖儿都没人拧，真笨。
我们几乎一天没吃东西了，但我们不知道饿，我们也不愿共乘一车，而是并肩于街头踢哩堂啷地行走，争抢着回忆球赛的重要细节。双木的小脸儿被晚霞烤得红亮亮的，表情纯洁动人。我肢体舒展，满心喜悦，丝毫不知这逐渐飘逝的一天，将是我和双木兄弟般真挚交往的最后一天；也丝毫不知我们正在谈论的国际球赛，将是沈阳在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场球赛，甚至是沈阳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场球赛。
不久，沈阳城癫痫病似的疯狂起来，人民呼嚎嚣叫，转眼间面目全非，难以确认。我的父亲成了可怕的坏人，我也被当作卑贱动物的后代加以管教。学校里卑贱动物的后代数量可观，有一天，我们秩序井然地进入一座小楼挨打。打人的人虽和我们一样年轻，却比我们光荣、正确、威猛。棍棒飞舞中我惊骇地发现，一个体态窈窕的狠毒少女，竟然梳着和玲玲一模一样的小抓抓辫儿。我更加惊骇地发现，双木扎着军用皮带，在人群里紧握拳头，神色严峻。开始双木并未参与打我，只是默默旁观，似乎有些犹豫，有些羞赧。后来打我的人逐渐多了，他才大喝一声，于混乱中用力踢我一脚或是两三脚。我和双木从前曾交流过足球的脚法，彼此均熟知脚尖、脚背、脚内侧、脚外侧等术语，但此时我已栽倒在地，处于半昏迷状态，故无从判断双木的脚法，只是格外感到疼痛、惊恐和悲凉。窗外满树黄叶，雨雪交加，我两耳轰鸣，口鼻窜血，便紧抱头颅，闭目遥想美丽的夏天，以及夏天里的少男少女，两行热泪滚滚而出，索性放开喉咙，呜呜大哭。
一晃几十个夏天过去了，我和双木人各一方，毫无来往，甚至连音信也没有。当今社会，通讯发达，想见个面其实不难，但我不想，双木可能也不想。我想见的是那个叫玲玲的小姑娘，当然，事隔多年，即使有缘相见，也未必能认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洛阳的一个的旅馆里，我惊喜地邂逅了另一个人物，他就是我和双木少年时的偶像倪继德。印象中生龙活虎的一代名将倪先生，其时已鬓发斑白，面容憔悴。当我提及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场比赛时，倪先生双眸一闪，似有英豪之气贯通，却不言语，只是出神地盯着房间里的某样器具，半晌，才淡淡地说，那时他真是好饭量。
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