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话说得两个无辜的女生面红耳赤，哭笑不得，老艾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窝窝囊囊摊一摊手。
几个男生簇拥着我去停车场。小徐褒奖地打我一拳，“哥们儿，你说得咋那么赶劲呢！”
我嘿嘿怪笑：“你们谁也别拦着，我今晚就下药，让他们全国都阳萎！”
回到窝里，浑身绵软，头脑发胀。瘫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灰秃秃的天空，忽然又觉得自己没趣，迹近委琐，心情渐渐坏起来，整个下午干什么都不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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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一份未完成的旧稿，是我在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用圆珠笔断断续续写出来的。当时我对牙医艾德蒙先生的所作所为很有感触，便随手把有关事项记在一沓白纸上，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彷佛是一本流水账。
美国人写字，写的是那种不爱断溜儿的蟹行文字，所以中国式的方格稿纸在当地便无从寻觅。我写汉字时，一般都写在光秃秃的白纸上。这样更好，无拘无束，信马由缰。
那顿饭后不久，命运驱使我离开了老艾所在的城市，从温暖湿润的美国南方，搬到了繁华而寒冷的北方。
日久天长，杂务缠身，渐渐就淡忘了这档子事。
一晃七八个冬天过去了，说句俗话，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这期间，我经常回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和老艾居然在北京见了一面，于是想起昔日旧稿，决定多添几笔，把它续完。倘能在报刊上发表，或许对读者有一些益处，至少没有坏处。若不能发表，就多复印几份，在熟人中间传阅一下，也算我没白费力。
旧稿藏在一堆漫无头绪的书刊纸张之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找了出来。夹在稿子上的美国曲别针已经不耐岁月的磨蚀，变得锈迹斑斑（大概是劣质货），稿中提及的一些情况更是发生了令人感慨万端的变化，比如：
一、老艾当年在中国大学教外语，以他堂堂美国佬的身份，每月工资居然只有一千元人民币，真是匪夷所思。如今，这点儿钱就是最吝啬的雇主，他也不好意思发给老外。别说老外，在外企打工的普通白领，一个月都得挣好几千。
二，所谓企业验收检查团，早就成了陈腐不堪的概念。验收云云，是政府行为，不利于市场经济，没人搞了。当然，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官员到企业打秋风还是有的，然而需要多动脑筋，另立名目。时下里，不少国有企业困境重重，举步维艰，职工下岗接二连三，心眼儿活的官员就不爱去这样的厂子，转而另辟蹊径，前往效益肥厚的民营企业检查工作。
三、越洋电话不再眼睛向下，倚重古老的海底电缆，而是仰起脑壳，高攀上了闪闪发光的通讯卫星。或许当时，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女影星，她用的线路就是卫星转的，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自以为是，自己把自己蒙在了鼓里。
四、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时的我居然不会用电脑打中文。现在，这个技能即使对于国内小孩来说，也已是小菜一碟。我将旧稿输入电脑时速度很快，而且几乎没做什么改动。输入完毕又怅然若失，老艾的故事进入了机器，剩下的那一沓纸页好像被抽了筋一样，显得尤为苍白。
五、国内大都市里的友谊商店依然存在，依然经营各种古董和工艺品，但是，店员却不再傲慢，外汇券也不再灵验，而是和粮票布票一样，颓然成为没有价值的废纸。或者说转化成了另一种价值——收藏价值，忆苦思甜价值。
六、这些年，中国国门大开，国力渐增，西欧北美的老外，方方面面，各色人等，呼呼啦啦往中国拥。老百姓见洋人见得多了，大都市不用说，就是小城镇的胡同，庄稼院的炕头，如果突然冒出一个大鼻子或者洋毛卷，也不会太令人吃惊。当然，许多人对西方仍然高看一眼，甚至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也难怪，日本明治维新一百多年了，日本人还断不了对西方的崇拜，我们这才几年？
我和老艾是在东三环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不期邂逅的。两人几乎是同时认出的对方，久别重逢，都很感慨，虽然没拥抱，但握手握了很久。老艾苍老了许多，手上依然有力。其时，正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小女子莱文斯基的绯闻不胫而走，举世哗然的时候，我便随口问了句：“你们的克林顿先生怎么样了？”
“不是你们，是他们，他们的克林顿。”老艾一本正经地纠正说，“我们是中国，我们中国人民很忙，没有时间关心他们资产阶级。”
老艾已在北京居住好几年了，谈起京城的高级场所，头头是道，很熟悉的样子，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因为有许多地方我别说去过，听也没听过。老艾又提到中国不同领域的几位知名人物，说他们都是自己很好的朋友。我相信老艾不是在吹牛，便笑说我们中国的名人多平易近人哪，比美国的强多了。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也没交下一个名人。
老艾说现而今他在一所著名的理工大学教英语，同时兼任一家咨询机构的高级顾问。他问了我的近况，希望能在一起，搞几个合作项目。我含含糊糊地说，好啊，有合适的就做。
聊了半天老艾突然说，“老朋友，你怎么不问问我的私生活？”
我说，“中国管这个叫个人问题，现在都进步了，不太愿意打听这个事了。怎么样，你的夫人还好吧？她是做什么的？”
老艾说，“你问的是哪一个？”
“你一共有几个？”
“我在北京结了两次婚，都离了。如今我又成了自由人。”
分手后，老艾来过一次电话，打听项目上的事。我说我有事要去外地，回来再谈。大约两个月后我回到北京，给他拨电话，只听一个唐山口音的老太太没好气地唠叨说，“总找艾德蒙，总找艾德蒙，不在，搬家了。”
“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
“他留电话号码了吗？”
“没留！”
老艾隐身于茫茫人海之中，无从寻觅，但有关他的传闻却不时就能听到。他在北京两次离婚，据说都是女方忍无可忍，率先提出的。跟老艾结婚的女人，其忍耐力都是超一流的。年龄差别悬殊，能忍。文化差别悬殊，能忍。不做家务活，回家太晚，没有“妻管严”传统，身边经常出现可疑的、狐狸精一类的女性……这些，女方都能忍，惟独有一条叫她们受不了，绝对受不了——老艾他乐不思蜀，居然不想回美国了！怎么动员也没用，他已不是访华，而是在中国扎根落户，一心一意做倒插门的姑爷。这样一来，跟一个老外继续过下去，尤其是这么老的老外，还有什么意义？
离婚后，老艾今天一个女友，明天一个情人，更换伴侣的频率相当频繁。好在如今中国的性观念大变，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掐指一算，老艾他今年该有六十五六岁了吧？六十六是人生一个坎儿，六十六，不死也掉块肉。我们家乡那里，到了这个岁数的老人，儿女会为他买来六两六钱的鲜猪肉，包上六十六个小饺子，让老人吃下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雪中送炭，锦上添花。而老艾却仍然像小伙子一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不知疲倦地战斗着。当然他是老艾，只有老艾才能这样做。老艾再怎么热爱中国，他也是美国出身，美国没有逢凶化吉的小饺子，美国有伟哥。
老艾在美国欠了一屁股债，诊所早关门了。像老艾这样在本国混不下去的欧美老外，北京还有不少，一个个花红柳绿，招蜂惹蝶，活得都挺水灵。
又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知老艾下落。据说他得罪了一位中年女士，那女士是个不依不饶的厉害角色，四下里放出狠话，宣称要报复到底。该复仇女神说，她一不用枪，二不用刀，只用一把剪子，只喀嚓剪一下，就能为民除害。
我周围的朋友也一直见不到老艾。大家提起他，常常感叹说，挺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说一千道一万，是中国人把老艾惯坏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