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纽约皇后区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勤，下了扫，扫了下，街上总是白晃晃的一片。有一天我比较闲，就去法拉盛的中国音像店租带子。店主刚从大陆回来，对流行影视挺了解，挑出一摞带子，铺在台面上介绍说，这盘不错，写上海舞女的，有不少大胆镜头。那盘也挺火，两广黑帮联手贩毒，逼良为娼，都逼到女警察头上了。
我说，有没有写东北的？
店主说现在没有，过几天能进一盘。
这时忽听有人高叫：谁呀，这么想看东北片？
我一怔，定定神说，我想看。
那人呵呵笑了：纽约还是太小，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爱看东北片呢。又说，小伙子，你是沈阳人吧？
我说，叫我猜，你也是沈阳人。
那人又笑：吾们还用猜？一张嘴，一股苣荬菜味儿，除了沈阳人，谁说话能这么好听？
把家乡话与家乡野菜连在一起，多好！说这话的是一位女性，我心头一热，立刻对她有了好感。
不仅仅因为她是家乡人。
也不仅仅因为她爽朗、快活。
关键在于，她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年龄与我妈相仿，模样、神态也接近。最像的是身板儿，都是宽宽绰绰的，富富态态的。
那一个时期我总想家，尤其想母亲，街头遇见胖一些的老太太，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可惜美国人大多是西方模子做出来的，胖则胖矣，派头却不对，一说话更离谱，急里拐弯的，很难让你往家乡方面联想。现在好了，茫茫异邦，突然出了这么一位可爱的老人，苍天对我真是挺关心。
我们顾不上挑带子，随便找个长凳，坐下就聊。
老太太姓吴，来自沈阳郊区新城子，穿一件老式的黑呢短大衣，长得慈眉善目，实实在在。手背麻约约的，手指也发糙，没有粗活细活的长期磨砺，断然成不了这个样子。八成她是哪个留学生的家属，办到美国来，看看孙子，做做家务，房前房后见缝插针，栽三把韭菜两把葱。今天有空了，就到这里转转，租一盘录像带消遣。纽约的带子，红的血红，粉的艳粉，搂搂抱抱，杀杀砍砍，未必合老人的心思。她应该喜欢评戏或者二人转，可能还会依依呀呀唱两口，比如《茶瓶计》，比如《小姑贤》。
这一次我没全猜对，老吴太太喜欢东北地方戏不假，说她是家属也不错，但却不是当今留学生的老人，而是前国军的妻眷，念过私塾和国高，算得上很有来历了。多年前她随丈夫从大陆东渡台湾，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她的丈夫也是沈阳人，戎马半生，官至上校。假如这些年我的岁数一点儿没长，仍然停留在少年时代，相信我的反应会很强烈。国军！上校！这两个词可不简单，能引出一长串让人心跳的东西：大盖帽，小配剑，白手套，长筒靴，鞋根儿周围非常厚实，好像还钉了铁，以便提到蒋委员长时啪地一磕，打个立正。给我上！谁不上我毙了谁！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等等等等。然而，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又赶上见怪不怪的多元社会，出国后阅历更是大增，因此，我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了声挺好，并不是特别的惊讶。
老吴太太提起往事，语气也很平淡，仿佛在谈针头线脑一类的家常话。她哪里像个官太太，她那双手勤劳朴素得可以纳鞋底子。补靴子可能也行。在纽约的洋氛围和华人聚居地的粤语环境中，听她用醇厚的乡音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甚至有回家的陶醉感。我家在沈河区，沈河区的北边是皇姑区，再往北走，穿过楼群，穿过铁路，穿过河流与小湖，就是新城子区的大片庄稼地。我念初一时曾到那里的一个村庄参加过夏锄，夕阳西下，暑气渐消，齐腰深的苞米黑绿黑绿的，冒着清甜的香气，用手一握苞米秆儿，凉津津的特别好受。夜幕四垂，年轻的女教师素手一挥，我们便七长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老吴太太说出她家所在的村名，问我当年去的可是这个堡子，我说记不清了。她有几分失望，又详细打听我父母家的住址，听说住在三经路，便很兴奋，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对那一带很熟悉，一连提了好几个街名和老旧的建筑物，还提到市府广场的那幢咖啡色大楼，说抗战胜利后，全市开大会，老蒋和宋美龄就站在楼上，向欢呼的东北百姓频频招手。当时老吴太太还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也在场，穿一条蓝色的旗袍，激动得直想掉泪，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我也在市府广场开过会，庆祝十一，批判四人帮什么的。参加会的官员也不少，挤挤擦擦都站楼上，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最高才是省委书记，离得又远，隔着人山旗海、军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长的什么模样。
老吴太太笑说，中国人就是爱开大会，吾们开完了你们接着开。
我说现在不怎么开了，再说那个楼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围一些摩天大厦、玻璃大厦相比，灰头土脸，黯然失色。广场倒是扩大不少，一律种上青草，围上栏杆，不准进去耙踏，谁进去罚谁款。
两个老乡相识之后，经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见面，因为都是同一时间租带，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还带。
租完了还，还完了租，转眼冰消雪溶，春风拂面，我与老吴太太已经很熟了。她老人家快人快语，热情乐观，性格挺像我母亲，我们自然相谈甚欢，谈的范围极广，南朝北国，东海西洋，逮啥谈啥。对台湾一些比较露脸的成就，我竖大拇指说好，多好啊。老太太却不满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怀全局的高级长官。我并不认为可笑，因为我恭维老太太面相年轻时，她也会一迭声地说不行。
当然，争执还是有的，尽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简化字的问题，老太太就很不屑：你们大陆啊，尽胡来。好好的汉字，用了几千年，说改就改，丢胳膊落腿的，还得从左往右看，别扭不别扭？
我听了有点儿不乐意：你们的繁体当然好了，不但消磨时光，还锻炼体力，而且从右往左看，字里行间遇到洋文或者阿拉伯数码——这些都是从左往右看，你们的脑袋就往这边一甩，然后再往那边一甩，知道的说你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吴太太朗声大笑，并不以为忤，反而称赞我口才好，说大陆出来的口才都好，难怪台湾连推带挡，磨磨蹭蹭，不愿意跟北京谈判。
她的嗓门非常豁亮，这一点也像我母亲。不论是夸我们，还是训（东北土话叫“狠叨”）我们，母亲一律高门大嗓，余音绕梁。甚至文革中说当局的怪话，余音也敢绕梁，害得天天挨批斗的父亲胆战心惊，一再哀求：小点儿声，小点儿声。两位东北妇女的区别在于，母亲嫁的是共产党，老吴太太嫁的是国民党。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辈子呆在远方，想念家乡又够不着家乡。
我说，为啥你们的嗓门都那么大？
老吴太太说，小子，松辽大平原你知道吧？宽宽绰绰的，亮瓦晴天的，又没墙又没盖儿，人就爱敞开嗓子可劲喊，这样才痛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