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的几位皇帝中，清高宗乾隆皇帝是到曲阜祭祀孔子次数最多的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二位皇帝到过曲阜，其中清高宗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六年(1771年)、四十一年(1776年)、四十九年(1784年)、五十五年(1790年)八临曲阜，是历代皇帝亲自到曲阜祀孔最多的。在曲阜孔庙和孔府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乾隆皇帝的手迹和遗墨。对于衍圣公，乾隆皇帝也是极尽优渥。但入清以来，雍正朝、乾隆朝也是孔子家族内部矛盾最多、与地方政府发生龃龉最多的时代。
第一件事是衍圣公孔广蓕与族人孔毓琚相互参揭案。
孔广蓕，字京立，号石门，是孔子第七十代孙。七岁丧父，雍正二年(1724年)，孔广蓕十二岁时，以衍圣公嫡长孙授二品冠服。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诏令修建孔林，命衍圣公孔传铎与前任山东巡抚陈世官监理。孔传铎因卧病在床，便奏请朝廷允许长孙孔广蓕袭封衍圣公，临修孔林，管理祭祀事宜。朝廷准其奏。于是，孔广蓕便在雍正九年袭封衍圣公，负责管理林庙府务，主持祭祀。
孔毓琚系孔子第六十七代庶孙。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原曲阜世职知县孔衍泽因病乞休，孔毓琚例由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保举，朝廷恩准，担任曲阜世职知县。孔毓琚出任曲阜知县以后，不知何故，与衍圣公孔广蓕发生矛盾。先是，孔毓琚上疏朝廷，请求清查孔氏蠲免地亩，革除“将钱粮洒派民户，以有粮之地混入蠲免之中”的种种不法累民行为(《孔府档案》0308)。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衍圣公孔广蓕上疏参奏孔毓琚“利欲熏心，营私枉法，纳交府县，朋比为奸”，孔广蓕在奏疏中共列了孔毓琚的九大罪状：
“该县于城乡集税，令店行纪、集头先递手本批准，甫令充当。论行次大小，每一手本得钱数百千至数十千不告示，婪收入己，始纳正税。其在城乡，有奉旨恩免，下应收税者，该县依征私征。统计赃私，不下万余两……
该县人役工食，锁正项钱粮，概行扣寸入己，勒令写具领状附卷，即如禁卒一项，额设恩加工食共银九十六两，每年只给钱二十千，人役禁卒可质。
该县将逃户地亩擅自变价，所卖银两私收入己，有户房书吏陈无儒、刘子芳，库史高灿章可审。
该县经制书吏，竟令信用家人薛大兴、吕彭龄、李江等改名顶充，以为爪牙腹心，又为代雨季职街，冒滥名器。
该县引见时奏明，曲阜知县比照各州县例，不得置买本产等……而该县首先犯法，承变原学士张鹏融在曲入官产业，内有城隍庙街房一所，原系该县旧业，卖与张处，当时得价银五百余两，嗣因入官，该县只估价三百两，托子弟出名，硬行买回。又将张鹏融之功孔庄、防上庄二处地亩亦托子弟出名，减价硬买，以致赔顶不敷。有张鹏融之孙张勤甫、张勤政等可讯。
该县纵客刑房总吏陈辅公家人吕彭龄等，包揽娼妓，该县亦自包土娼温李氏，肯留署内，生有子女，与阳谷县知县梁坦结为姻亲，梁坦该系土娼所生，即欲退悔，旋经殇故，其事乃寝。又县民孟黑之妻，素行邪僻，该县令家人勾引入署，即令孟黑管理苗孔庄地亩，以掩其口。合县传为丑谈。
该县嗜赌成性，每有邻州县因公到曲，必留署内，强拉聚财，令家人轮流放头，暗中仍自分肥，输赢至数百两不等。有该县家人等可讯。
该县将城西官地勒令吏役写立假契，占为己业，起造花园，又因灌水入园，擅改济运泉河，纡屈取水，合县可证。
该县承修少昊陵工程，将应行变价之旧有石料勒派民车拉运回家，以供私家修造之用。其未用石料，仍存城隍庙街私宅之旁，有工房书吏高文远等可证。”
孔广蓕在奏疏中还指责兖州知府沈斯厚“暗受鬼遗，曲庇周旋”，以致孔毓琚肆无忌惮(《孔府档案》0308)。
对孔广蓕的参奏，孔毓琚不服，亦上疏参奏孔广蓕充补执事等官，题补四氏学教授及私设启事官名目，“违例营私”(《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鬻爵卖官”“乱宗剥民”，“到各部衙门脏贿亦复数万”(《孔府档案》10309)。
孔广蓕与孔毓琚相互攻讦一案，令满朝文武为之震惊，乾隆皇帝也急忙派员与山东巡抚会勘。最后会勘的结果是：孔毓琚所参孔广蓕各款，“未心尽出无因”。乾隆皇帝对孔广蓕“严加训饬，俾其读书砥行，动遵礼法。凡有题补屏绝缘，所有空御札付，遵例停止”(《孔府档案》10309)。孔毓琚则被革职。
由于孔广蓕和孔毓琚相互参揭，引起了如何处理衍圣公和曲阜知县的制度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早在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就开始了。金、元时，衍圣公常兼任曲阜县事，时称世袭县尹。明初，一仍其旧，保留不变。洪武七年(1374年)，因孔庭族长孔泾讦奏告曲阜知县孔希大不法事实，明太祖“诏免其罪，始改世袭知县为世职”，但同时规定，曲阜知县仍由孔姓担任，由衍圣公保举孔氏贤良者送吏部选授，领敕赴任(见《阕里文献考》卷十八)。清雍正二年(1724年)，两广总督孔毓殉上《敬陈阙里事宜》疏，请由山东巡抚于孔氏族人中选用。其奏疏称：“……查各省州县皆用流官，独曲阜一邑用孔氏世职者，亦以孔子后裔不使他人统摄之意也……金、元常以衍圣公兼曲阜县事。明改为世职，知县由衍圣公保举除授，国朝因之，但知县有地方刑名钱谷抚字催科之责，与博士等官专司主祭守祠者不同，倘不得其人，不特孔氏本族受害，一县百姓并受其害。况世职知县，例不升转，无甚大罪，不轻参革，不升转，则无所希冀；不参革，则无所顾忌。文于其职，以致废驰放纵，颠倒是非，百姓安能受益？……臣请嗣后曲阜廪生及捐纳州县等官内，择其德行素优而有气节者三四人，由知府藩司保送巡抚核明，具题送部引见，恭候皇上点用一员。保送既公，自能选择得人。况经圣鉴，益可贤否立辨。补用之后，照流官一例治行。超群者，准其荐举卓异。如贪酷乖张，罢软老疾，立行纠参，分别提问革职，则该员有所希冀，而勉为良吏，有所畏惧，而不敢为贪吏。既不废世职优崇之特恩，又适符黜陟劝惩之大典。县事得人，而理民实受福”(《孔府档案》4993)。
孔毓殉此疏，雍正帝十分欣赏，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采纳孔毓殉的建议，只是在雍正三年(1725年)重申了明职知县题授的制度，规定：“嗣后曲阜县知县缺出，令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于孔氏合族中拣选才品优长堪任邑令者，拟定正陪二人，保题咨送引见补授奉旨依议。”孔毓琚就是该年因“其条奏之事甚公”而被选中的，同他一起候选的是孔衍泗(《孔府档案》0308)。
对于今后如何处理衍圣公与曲阜知县的关系，大臣们意见不一。御史卫廷璞认为，现行曲阜知县选任制度，衍圣公有咨送之权，族属易于营私，所补多由谋竟，曲阜知且，宰制一邑，所隶皆其亲族，审断岂尽秉公？主张“衍圣公只宜隆以爵之，不应授之以权。曲阜知县宜从各省知县之例，隔省补用”。御史孙灏主张维持原状：“曲阜世职，诚以崇极礼隆，爰及苗裔，以一人之才而概遗同姓，以一时之才不便而顿成规，非所以劝儒风、昭令典也。况曲阜世职，系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保题、引见补授，大计仍与巡抚会核，为官而择人可也，何遽为人而废官哉？曲阜世职知县宜仍旧贯，不必遽裁。”鸿胪寺卿林令旭则奏请选择衢州孔氏子孙为曲阜知县。争议的结果，朝廷采纳御史孙灏所奏，认为“圣人之子孙，不使异姓之吏治之，以致尊师重道之大义，未使因孔毓琚不职而遽易成模。况题保量即第抚臣会核，又经引见补授，而三载黜陟亦与各省知县无异。应如该御史孙灏所奏，曲阜世职，不必遽裁。”但也指出了曲阜知县拣选中“有名无实”的问题，对嗣后曲阜知县的拣选作了一些缩小衍圣公权力的规定：“嗣后曲阜知县缺出，令衍圣公于孔氏族中进士、举人、贡生，择读书立品素为族党推重者，不拘人数，咨送山东巡抚，复加考试，拣选正陪、保题咨送，引见补授，并令该抚与所属州县一体稽察，如不称职，即行参处”，以保证“衍圣公不得恃其补题之权，”曲阜知县“亦不敢有依附营私之事”(《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这就在题授、考核制度等方面，对衍圣公保举曲阜知县权限作了限制，为乾隆二十年改世职知县为流官打下了基础。
第二件事是衍圣公孔昭焕被斥责和被罚俸。
乾隆皇帝对孔子的格外虔诚和对孔子后裔的莫大热情，前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与前代皇帝不尽相同的是，在尊孔崇儒的同时，乾隆皇帝对衍圣公的飞扬跋扈也毫不手软。对衍圣公孔昭焕的两次罚俸就是一例。
孔昭焕，字显文，字尧峰，是孔子第七十一代孙、袭奉衍圣公。孔昭焕一生九次入京觐见，六次逢请高宗幸鲁，二十三次拜见皇帝，接驾次数之多，蒙受赏赐之勤，为历代衍圣公之冠。但同时，他又是历代衍圣公中遭受皇帝处罚最多的一位。
孔昭焕第一次遭受乾隆皇帝斥责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此前一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孔昭焕上过两道折子，一道奏告子不宜从祀孔庙。理由是告子是言性恶之人，与孟子相反，孟子从祀孔庙，告子就不应该从祀孔庙。另一道上奏孔庙庙户不应当差事。折子中称：“至圣庙户，在庙纳丁供差，一切本身徭役，俱蒙恩优免之人，历来遇地方官有额外派办派买事件，难以随心呼应，每事调剂，殊属非易。请将现存户丁酌留五十户，其余户丁，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与民籍一体当差。”(《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对于第一道奏折，乾隆皇帝认为“尚属有理，已批九卿议奏”(同上)。对第二道奏折，乾隆皇帝则大为不满，连下数道谕旨，令山东巡抚白钟山查实：
“我朝轻徭薄赋，凡属编氓，本无公差徭役。地方偶有兴作，亦皆动帑予直，初非额外差派。不知其所奏派办派买者何事？或山东省尚有此陋习，则概当严行禁止，不独庙户为然。著该署抚白钟山查明据实具奏。”
“据衍圣公孔昭焕奏‘请裁减庙户，改归民籍’一折，已有旨令该署抚查奏。朕阅折内情节，名为裁减庙户，拨归民籍，实则谓庙户不免派累，归咎有司。如果有司营私为己，派累至于庙户，则白钟山所司何事？何不查参？如因明年祭曲阜，应办桥梁道路而言，则宿顿扫除，例准开销，从无丝毫扰及闾里。以理而论，朕往曲阜，即衍圣公府内当却扫，岂可以领价供役，倘谓地方官派累烦苦，有是理乎？若另有派办之处，该署抚亦不得含糊讳饰。著将孔昭焕原折抄寄白钟山，逐细详查，据实奏闻，再降谕旨。”
“孔昭焕所奏裁减庙户一折，已交署白钟山查奏。至折称皇庄名目，想沿袭前代旧称，然亦只应称官庄，何得辄用皇字？俱著改正。子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诈，无臣而为有臣’，孔昭焕可谓不能读其祖书矣。并传谕孔昭焕知之。”
山东巡抚调查的结果对孔昭焕甚为不利，称“有粮之家依托庙户，影射居奇，及饬该县退还价买粮食等事，且称孔昭焕少年怯懦，皆伊叔祖孔继涑、孔继汾主持怂恿”。乾隆皇帝据此下诏斥责孔昭焕“凭借家世，把持生事，殊不能安分自爱”，“虽云年少，已非幼稚无礼可比，本应交部治罪，姑念其为圣人后裔，著加恩免其交议。孔继涑、孔继汾著交部严察议奏”(《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十)。
对乾隆皇帝的斥责，孔昭焕心存不服，随即又上疏参奏邹县知县大章私毁遵例免差碑。但据山东巡抚白钟山调查所奏，山东科派陋习久除，乾隆皇帝东巡所需也都由官方购买完备，除支更、守夜、开沟、栽树、修堰等属民间自卫田庐外，山东并无公役差徭。孔昭焕所奏大章私毁遵例免差旧碑之事，也都不与有关律制相违悖。孔昭焕此举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更为不满，认为孔昭焕“不能安分自爱，干与地方公事”，并且“倚籍乐舞庙户名色，概不应承(差徭)，是一乡之中，只令无业贫民数户，专任其劳，而依托附名之徒，安坐而享其利”，是没有道理的，是不能宽宥的。因而，令将孔昭焕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居乡多事者戒”(《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十)。该年二月十一日，乾隆皇帝正式下旨斥责孔昭焕。其旨云：“孔昭焕袒护户人，不知安分自爱，部议拟革去公爵，实所应得，但朕念其为先圣后裔，且尚属年少无知，著加恩免其革退公爵。孔昭焕其闭户读书，勉承祖训，以仰副朕终始曲全至意。倘仍怙终不悛，再敢干与公事，是则自取罪戾，毋望邀格外恩也。”(同上)
在遭受斥责之后，孔昭焕还被乾隆皇帝罚俸禄四次。
孔昭焕第一次被罚俸禄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其时，孔昭焕正在组织人员大修孔氏家谱。当时有族人孔继衮(曾经捐纳县丞、官太常博士，已告病回乡)要到南方胞弟孔继祖处就医，孔昭焕便请孔继衮顺路调查孔氏宗支。孔继衮则以查叙宗支要耽误行程、缺乏盘费为由，向孔昭焕索取了七张委任奉祀赞礼生、奉祀生的空白札付，并私刻太常寺职衔照板、木戳，靠委任奉祀生、赞礼生来勒索钱财。孔继衮在金坛县委任孔传道等为奉祀生，并勒索钱财时，被查获，并被以“因公科敛”罪被杖一百，罚徒刑三年。金坛县后来将此事上奏朝廷，朝廷以孔昭焕滥委孔继衮清查宗支，违例给予刊用印空白札罪交部严加议处。按照大清律例，该重杖八十，降三级调用。但因孔昭焕是先圣后裔，例有宽宥，故从轻发落，按前朝定例，世职官员降级调用者，每一级可以罚半俸三年相抵，降级多者可以照此递增，孔昭焕被罚俸九年。
孔昭焕第二次被罚俸是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这一次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大修家谱，孔昭焕委派孔兴供等人赴江西赣州府清查家谱。孔兴供等人在江西向孔传章等人勒索钱财时被当地官府查获，孔昭焕因收受孔兴供等人的礼物，被依律罚俸九个月。朝廷又因孔昭焕咨补孔兴供等为学录，委派查谱，属用人不慎，属失察，照失察律应该罚俸一年。两罪并罚，共被罚俸一年零九个月。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孔昭焕以同样的原因，因委派之铁岭县查族谱的族人孔兴林寻衅闹事，再次以失察罪被罚俸一年。
孔昭焕第四次被罚俸禄也是在乾隆三十三年。该年七月，德州人吕荣锡假借衍圣公名义参奏管勾官周士楷。吕曾在周署中帮办过事务，后因事被周辞退。吕于是怀恨在心，图谋报复。不久，吕的父亲吕建夏谋求孔庙奉祀生之缺，吕谎称其亲戚张某也欲投充此缺，一起托人找衍圣公府掌案张何办理。张何缮写了两件给礼部的咨文，用印封好，交吕一并投送礼部。吕锡荣却仅将其父亲吕建夏的咨文送交礼部，私自扣留了其张姓亲戚的咨文，截取张氏咨文上的衍圣公印文，粘扣在他自己写的参奏周士楷的奏疏上，参奏周士楷。吕在奏疏中称周士楷“自任事后，正务怠顽，额外生事”，“纵家人诬良，私回籍滋讼，败检不职”，请“照咨斥革”。吏部接到奏文后，抄转衍圣公府，孔昭焕大吃一惊，忙上报吏部，称并未参奏周士楷，所列条款，俱经地方官审明，也都与周士楷无关。查来查去，查到了吕荣锡头上，吕“因怀挟嫌，辄敢伪造假咨截扣印面，捏参陷害，情罪较重”交监候斩，秋后处决。张何等杖打一百，徒刑三年。衍圣公孔昭焕“将应补奉祀生，并未照例会同抚学二臣办理，一任家人书役蒙混，以外籍无稽之人滥与其选”，重杖八十，降二级留任。又以“失察家人书役受贿”，另案议处，照“家人私自索取，本官不知情，不及十两罪，罚俸一年例”，罚俸一年(同上)。
以上是孔昭焕受皇帝惩罚之事实，这在历代衍圣公的历史上也是仅有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孔子家族最为隆盛的时代，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