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政府腐败程度的加深，阶级矛盾的日渐激烈，明末鲁西南地区爆发了徐鸿儒、李青山以及濮州(今山东范县、鄄城之间)范县一带的榆园军等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也有过境活动。这些起义于衍圣公家门口，或从衍圣公家门口路过的农民军，都对衍圣公的生命及其财产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农民起义军对衍圣公生命财产的威胁，主要表现在对曲阜县城的围攻和由于农民起义而引发的佃户逃亡、抗租搞差等。
徐鸿儒，山东巨野人，早年加入闻香教(白莲教的一支)，利用闻香教组织和发动起义。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徐鸿儒起义爆发，一举攻占郓城，接着，起义大军又连克邹、滕、峰三县。据赵彦《重修孟夫子庙碑记》载，起义军占踞邹、滕二县达半年之久，“孟子庙及子思、子张、断机诸祠悉罹燹”(该碑现存邹城市孟庙内)。起义军来势之猛烈，可想而知。攻下邹、滕之后，起义军又挥戈北上，围攻曲阜。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记载，当时围攻曲阜的农民军有步兵、骑兵一万多人，衍圣公非常惊慌，一面支持世职知县孔闻孔坚守城池，一面向山东巡抚赵彦求援。赵彦先是派杨应坤率历下城操军500名防守阙里，既而亲率大军援救，才使得农民军撤围。
徐鸿儒农民起义军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各地农民起义却没有止步。在孔府庄田所在的各州县里，农民起义反而形成了一个高潮。规模较大的有嘉祥满家洞擎天大王宫文彩，东阿县铜驼郡，郓城县宋尚营，运河一带李青山等，濮州、范县一带的榆园军等等。有关典籍记载了当时各支农民军的情况：宫文彩等“俨然王号”，“建营立寨”，“攻城掠地”(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铜驼郡起义“所至燹劫，骚动薮十里”(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四)。泰安州起义军众“至十万余，掠宁阳、曲阜间，兖州大震”(吴伟业《绥寇纪略》附《补遗》下)。李青山农民军攻占东平，“自是兖州二十州县，一时各啸聚响应”(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一)。榆园军在“大河以北，自濮、范抵东海”，“绵亘七百余里”的地段间“出没纵横，莫可谁何”(道光《观城县志》卷九)。不仅令孔府，也令明政府感到害怕。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后，分兵南下至山东，各地农民起义更加高涨，衍圣公及其府第受到更大的威胁。
农民起义对衍圣公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农民军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衍圣公田产的破坏，使得衍圣公的经济收入锐减。
衍圣公的田产(包括代管和祭田、学田)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地区，而这一带又恰恰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活动场所，凡是农民军所到之处，耕种衍圣公田产的各式佃户们，或四散逃亡，或直接加入农民军，或抗租不交，衍圣公的田产因之而大批荒芜或“迷失”。例如，在徐鸿儒起义的巨野、郓城及邹县、滕县一带，就有许多佃户参加农民起义，有的“举家入教”，许多没参加农民军的佃户也抗租不交。李青山的起义，不仅附近佃户纷起响应，孔府著名的屯集和屯田所在地之一——郓城肖皮口，也被起义军一名元帅据为己有。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衍圣公当然要进行抵抗和协助明政府进行剿灭，以维持和保护其自身安全和既得利益。徐鸿儒农民军围攻曲阜时，衍圣公的表现已见之于前文。为防止孔府庄园上的佃户参加农民军，削弱农民军的力量，减少庄田损失，衍圣公还强令孔府佃户集中居住，与农民军隔离。如榆园农民军起义之后，衍圣公命令地方豪绅出面，强迫孔府佃户和其他居民集中居住，进行监视，与榆园军隔离。
有时，衍圣公对农民军也采取笼络的政策，崇祯十三年(1640年)曲阜一带饥民围攻曲阜时，孔子第六十五代孙、袭封衍圣公孔胤植，即冒矢石登上城头，动用口舌使围城饥民散去(乾隆《曲阜县志》)。李自成农民军数十万人刚进入山东，衍圣公即授意曲阜世职知县孔贞堪，“出朱志，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并“献马十匹，银一千两”。农民军到兖州，孔贞堪“青衣小帽，执印信，跪纳于道旁”。从而使农民军任命孔贞堪为大顺政权的曲阜县令，“照下管事委要”，衍圣公财产等也没受到任何损失(《孔府档案》03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