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一代伟人孔子在他自己“泰山就要倒了！梁柱就要断了！哲人就要死了”的感叹声中，卧病七日而死。这一天是夏历二月十一日，这一年孔子七十三岁。
孔子去世，弟子们非常悲痛，他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为老师守三年之丧。子贡独自守了六年。鲁哀公也来吊丧，并致诔文说：“上天你怎么这么残酷呀，不肯为我留下这样一位老人保障我的君位。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会得病的。悲哀呀，尼父，我失去了约束我的人了！”“尼父”，这是对孔子最早的尊称。
约三百年后，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服饰、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代，读书的人仍然尊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作为判断衡量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司马迁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们也陆续给了孔子很多的封号。主要有：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圣尼父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先师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先圣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太师
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隆道公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玄圣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至圣先师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孔子之所以能在身后享受如此高的荣耀，源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兴办私学，招收生徒，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以前，文化教育由官府垄断。所谓“学在官府”，“学在王官”，就是说文化学术由国家统一派专人掌管，即我们所说的史官，国家有关典籍、国家档案、礼乐制度和一切文字材料等，都由他们负责解释、制作、收藏。学校则分小学、太学，均办在宫廷的官府里，由贵族把持和垄断，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子弟，一般平民百姓是无缘于此的。春秋以降，随着一些诸侯国的强盛，随着列强对土地、财富、权利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随着周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土崩瓦解，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也被打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形成，文化学术开始下移，由“官学”走向“私学”。一些学有所长的士人，适应时代的要求，也结合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设立私学，聚徒讲学。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兴办私学，如郑国的邓析就办过学习打官司的培训班，门下“学讼者不可胜数”。与孔子同时代的少正卯、王骀也在鲁国办过私学，《论衡·讲瑞》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庄子·德充符》记载，跟随王骀的学生“与仲尼相若”。这些记载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一些传闻，但确实能反映出当时私学的存在。
在春秋末年的私学中，无疑，孔子所办私学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富有成效的。
孔子收徒讲学，大约开始于他三十至三十五岁期间，此后无论是在鲁从政，还是在周游列国途中，亦或是自卫返鲁的晚年，他都没有停止过聚徒讲学。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前后收的学生达三千多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孔子办私学，“有教无类”，不以家世、门第等为条件，只要“行束以上”，即可收之为徒。在他所招收的学生中，从国别看，有鲁、卫、齐、陈、晋、宋、吴、蔡、秦、燕等十余个诸侯国，其中鲁国最多，多达六十一人(可疑者十七人)，卫国次之，有十一人(可疑者六人)，齐国九人(可疑者五人)，其他诸侯国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不等。从出身看，有贵族、商人、平民、野人、贱人、鄙人，甚至“大盗”、“大驵”，如，孟懿子、南宫敬叔，都是鲁国贵族；颜回、曾参是鲁国平民；子贡是卫国商人。从年龄上看，大的仅比孔子年少几岁，如秦商，生于公元前547年，少孔子四岁；颜无由，生于公元前545年，少孔子六岁；冉伯牛，生于公元前544年，少孔子七岁。小的要比孔子年少五十多岁，如公孙龙，生于公元前501年，少孔子五十三岁；颜刻，生于公元前501年，少孔子五十岁。有的甚至是父子同为孔子弟子，如颜路、颜回父子，曾点、曾参父子等(参见李启谦先生《孔门弟子研究·孔门弟子表解》，齐鲁书社，1987年版)。
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有很多好的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一)“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不同特点施以不同的教授。例如，子路问：“听到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冉有也问同一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就去做。”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公西华对此大惑不解，就问为什么同一个问题，会有两种回答呢？孔子解释说：“冉有胆小怕事，所以要鼓励他。子路争强好胜，所以要求他慎重些。”又如，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违背礼的准则。”孟武伯问孝，孔子则回答说：“父母最忧虑的就是子女生病。做子女的注意好身体，不生病，就是孝。”子游问孝，孔子则又回答说：“现在的所谓孝，就是说能养活父母。这是连犬马都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不从内心尊敬父母，仅仅养活父母，那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三个弟子问孝，有三种不同的回答。而另一个弟子子夏问孝，孔子的回答又与前三者迥异：“在父母面前经常面有愉悦之色是很难的。有事，年轻人去做，有酒食，年长的人食用，难道这就能被认为是孝吗？”此外，对于弟子们问“仁”、“礼”、“君子”等，孔子也都根据个人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
(二)启发诱导，不搞满堂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如子贡问：“贫穷而不去巴结奉承，富足而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自乐，富足而好礼。”孔门高足颜回曾总结说：“孔子之道，越抬头看越觉着高妙，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奥。有时候你觉得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去了。夫子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想停下来不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竭尽我的才能了，似乎也能独立处事了，即使这样，我想再进一步又不知道怎么着手了。”
(三)联系实际，因事而教，不讲空洞的大道理。
例如，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来告诉孔子，孔子就联系这件事告诉冉有和子路：“我听说有国有家的人，不必担心财富不多，而是担心财富分配不均匀；不必担心人民贫穷，而是担心国家是否安定；若是国家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民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国家安定，便不会觉得危险；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来归顺，就再修文德使他们来归顺。他们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心。”再如，有一次，孔子从泰山脚下路过，见一妇人在墓边哭，便派弟子上前询问原因，妇人细说了因官府的苛捐杂税带来的痛苦，孔子听后感叹地说：“苛政猛于虎啊！”
(四)平易近人，教学相长。
《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道：“有酒窝的脸笑起来很好看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四顾流盼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绚丽的花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先有白色底子，后画花。”子夏又问：“是不是礼产生在仁义后面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启发我的人是你呀！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在这个故事中，先是孔子教子夏三句话的意思，反过来又受到子夏的启发，教学相长。再如，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发动叛乱，派人去召孔子，孔子也很想去，但是弟子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呀？”孔子虽然嘴里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吗？假若有人重用我，我将使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弟子子路的批评，没有去。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范中行的家臣佛筭时任中牟(故址在今河北省邢台、邯郸之间)宰，欲召孔子前去帮助抵抗晋兵，孔子也愿意前往，但弟子子路说：“从前我听老师说，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筭盘踞中牟叛乱，您却想去，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虽然也做了辩解，说：“坚固的东西是不能磨薄的，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我岂只是被挂在腰间而不能吃的匏瓜？”但孔子最终也还是没有去。
在教育内容上，孔子教育学生主要是四个方面：“文”、“行”、“忠”、“信”。“文”是指文化知识，主要指书本知识。那时，没有现成的书本和教材，孔子就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存世的文献加以整理、修订，以供学生学习。“忠”、“信”是指道德。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和道德概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仁”、“义”、“智”、“信”、“忠”、“孝”、“悌”、“勇”、“恕”、“温”、“良”、“恭”、“俭”、“让”、“教”、“中庸”、“宽”、“敏”、“惠”、“友”等，要弟子们去体验、去遵守。
孔子兴办私学的目的，是培养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优秀人才。孔子是一位教育学，更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有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见于《礼记·礼运》篇，意思是说，到了大道施行的时代，天下是大家的。人们选择贤能的人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求信义，相互和睦。每个人不只是对自己的亲人亲，对自己的儿女爱，使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壮年人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年幼的人有人抚养，鳏寡孤独及有残疾的人都有人养活，男人有合适的工作，女人生活有所依靠。生产的东西归大家所有，不许私人侵占。人人都以劳动为荣，不劳动为耻，各尽其能，社会上没有欺诈谋私利的事情发生，没有偷窃抢劫的现象出现，因为没有私人的财产，大门也不用关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这通常被认为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一幅极尽理想化了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的社会图景。正因为是极尽理想化了的，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在大同的政治理想之外，孔子又根据现实的原则，提出了一个“小康”世界的蓝图：“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贷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意思是说，现在大道既然不能施行，天下成了家天下。人们只是对自己的亲人亲，对自己的子女爱，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努力。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家天下”统治形成制度，有武装保卫的坚固的城池作为统治的中心，有维护统治秩序的各种礼仪制度。在这些条件下，来确定君臣上下尊卑等级秩序，使父慈子孝，兄弟团结，夫妻和睦，来设立制度，确定各级统治机构，重用有勇力有智谋的贤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建立功业。所以欺诈谋私之事由此兴起，战争也因此而发生。这就是所谓的“小康”社会。孔子的“小康”蓝图，实际上也就是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公之制，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这一理想蓝图，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兴办私学，培养生徒，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兴办私学，打破了旧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整理文献，传授学生，对保存我国古典文献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兴办私学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教学方法等，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滥觞，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开创儒家学派。
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源远流长，曾对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创立儒学，是他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
“儒”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但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据研究，早期的“儒”具有如下含义：一是温和、文弱、优柔、迂缓；二是柔软、等待、懦弱、犹豫不决。以“儒”作为一类人的命名，那么这一类人就性情上讲，温和、柔顺、懦弱；从为人处事上看，优柔、等待、犹豫不决；从外部行为上看，文弱、迂缓，基本上是指处在社会下层的，以谋生为急的最低等的知识分子。
根据术业的不同，“儒”又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一类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
《周礼·天官·冢宰》说：“儒以道得民。”郑玄注释说：“儒，诸侯保民，有六艺以教民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说的就是这种“儒”。《周礼·地官·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师其属而掌邦教”。司徒有大司徒、小司徒之分，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这“本俗六”中就有“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所谓“道艺”通常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里的“师儒”也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他们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
一类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儒”。
《史记·孔子世家》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然不能究其礼，所以说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至于它们能够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这是任何一家都不能替代的。《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类“儒”的特征是奉孔子为宗师，尊《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典，就是这个学派，后来成为显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这类“儒”与原始的“儒”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原始的“儒”只知谋食、忧贫，不知其他。其谋生的手段也基本囿于为人治丧、相礼街头“鄙事”，就像孔子少时一样。而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则不但谋食、忧贫，而且超越了这个层次，还忧道、谋道，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毫无疑问，是孔子首先实现了“儒”的这种转变，孔子是如何去实现这种转变的，为何要实现这种转变呢？对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意见。笔者较倾向于王均林先生的观点(参见《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第二章第二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先生认为，孔子是一位富有历史感并对前人的历史文化创造怀有崇高敬意的伟大思想家。他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对三代礼乐文化进行过一番“敏以求之”的考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对三代礼乐文化的肯定并不是盲目崇拜式的，而是用发展的观点，认为三代礼乐文化的发展是逐步完善的，至周代始达到“郁郁乎文哉”的鼎盛状态。对于这一鼎盛的时代，孔子向往之，认为是“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生、长、壮、老的生命过程，三代礼乐文化也不例外，不幸孔子正生在这一过程的衰老期。诸侯群起，周室衰微，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秩序，被相继称霸的诸侯彻底打乱，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无道”乱世。正是这样一种对礼乐文化崩溃之难的深切感受，激发了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历史文化使命感和政治家的责任心，使他自觉地承担起挽救礼乐文化的历史重任，走上了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艰难之路。
孔子在这条拯救礼乐文化的历程上艰苦跋涉，在前文中已有涉及。孔子为何能成功地实现“儒”的这一转变呢？这源于他对文化命脉的体认与承担。
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也就是另一种新文化兴起之时。当三代礼乐文化衰落之时，另一种新文化，即诸子百家参与创造的、秦汉以后奠定了规模的封建主义文化兴起。如何承接这两种不同的新旧文化，是诸思想家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高低的关键。正是在孔子那里，这种前后承接关系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他不是像老子那样采取“破”与“立”的形式，而是从正在崩坏衰落的礼乐文化中体认出一种传统，并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从隐约幽晦的状态中提取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一以贯之于新兴的封建主义文化之中。这个传统就是师统和学说。正是由于孔子从礼乐文化中把这个传统接了过来，通过一番创造性的转换，亦即“弘道”，使其充实、提高，焕然一新，成功地解决了两种文化的承接关系问题，才使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成功地体认和解决了两种文化的承接关系，使得孔子成为几千年礼乐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孔子也因此赢得了众弟子的拳拳服膺，达到了迷信和崇拜的程度。他们一改原始“儒”之卑逊、懦弱、柔顺，只知糊口果腹，既散漫又浑浑噩噩、倨傲、坚强、刚毅、以谋道为生，并聚集于孔子的旗帜之下，在统一明确的宗旨下行动，其社会地位也由以前的常常为人所鄙视和戏弄而一跃至社会上层，不仅不在从事“鄙事”，而且“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列传》)。
就这样，在孔门，以孔子为领袖，以孔子的众多弟子为坚定的追随者，组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包括孔子本人，是来自于殷民中那部分以助丧相礼为职业的儒，经过孔子的改造，他们成就了一种全新的儒行，被后人称作儒家学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