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自卫国回到鲁国，还是满心希望能有机会从政，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据文献记载，鲁国执政者鲁哀公和季康子都向孔子问过治理国家的事，而孔子也不厌其烦地认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论语·为政》篇记载：“哀公问孔子说：‘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罢免那些奸邪的人，老百姓就会信服；举用奸邪的人，罢免那些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会信服。’”《论语·颜渊》篇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应该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政，也就是正。您用正来率领大家，谁还敢不正？’”“季康子忧虑盗贼过多，询问孔子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的话，即使奖励偷抢，人们也不会盗窃。’”《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说：‘他那个样子，怎么能够不亡国呢？’孔子说：‘有仲叔圉主管接待宾客，太祝鈟主管宗庙祭祀，王孙贾主管军旅之事。他这样做，怎么能够亡国呢？’”等等。然而，鲁国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孔子也最终决定不再求仕了。
不再求仕了的孔子虽然也还关心政治，并经常回答弟子们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但他的主要精力却用在教学和整理“六经”上了。尤其是整理“六经”，这是孔子晚年最主要的工作。
所谓“六经”，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著作。其中《乐》本无书，实际上只有“五经”。所谓“经”，金文中作“经纬”之意，战国末，作“经典”解。西汉武帝后，则专门指经过历代封建政府筛选而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经典。但战国后期称作“经”的，首先是道家和墨家的典籍，并非是儒家典籍所独有。儒家典籍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有了“六经”之名。后世所谓的“经”是“常典”，“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恒久之至道”，“不易之称”等，都是汉武帝之后尊经者之言，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经”的本意。
“六经”的产生，有先有后。据《汉书·艺文志》的编排，《易》最早，《书》次之，往后依次是《诗》、《礼》、《乐》、《春秋》。
《易》，即《周易》，又称《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其主要内容是用“—”“——”两个符号代表“阳”和“阴”，这两个符号连叠三层，组成八卦，八卦互相重叠，再组成六十四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每一卦由卦名、卦象、卦辞、爻题、爻象、爻辞组成，一共是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六爻(乾卦、坤卦各多出一个用九、用六爻)。传统的说法，《易》是伏羲氏画的卦，周文王重卦，并作卦爻辞。《易经》有“经”和“传”两部分。传包括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篇，其中彖、象、系辞各分为两篇，这样共有十篇，称“十翼”。
《书》，即《尚书》，又称为《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典文献，是关于夏商等王朝的历史档案的汇编，汉代有今、古文《尚书》两种，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今、古文都散佚。现在传世的《尚书》是东晋梅赜所献，计有五十八篇，包括汉代失传的今、古文《尚书》两种，据后世学者考证，其中有一半是伪造的。
《诗》又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作品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据说西周时，专门设有采集诗歌的采诗之官，便于统治者了解和考察民情，评判政治得失。这些搜集起来的诗歌，最后由各诸侯国和周天子的乐官整理成册，谱上曲子在宫廷演奏。这些诗歌之合集就是《诗》，这些乐曲就是另一部儒家典籍——《乐经》。
《礼》即后来的《仪礼》，又称《士礼》、《礼经》，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共十七篇。是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必修的课程。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述了鲁隐公六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代君主，二百四十四年间发生的事情。
“六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见《庄子·天运篇》。在孔子的言论集《论语》中，也有孔子多次引用“六经”的记载。孔子所引用的“六经”是否与传世的“六经”完全一致，我们还不能确知。但“六经”之所以成为儒家永恒不变的真理，却是因为孔子的缘故。据说，孔子对“六经”进行了整理加工。具体说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下：
第一，孔子作《易传》，即作“十翼”。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致于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都弄断了好几次。他还说：“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够充分掌握理解了。”这里司马迁所说的《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正是《易传》的主要内容。
第二，孔子“序《书传》”。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残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所以《书传》、《礼记》都是孔子编定的。《三代年表》也说：“孔子根据史官记载……编定了《尚书》，而省略了年月。”《汉书·艺文志》也说：“《书》的存在已经很久远了，至孔子……上断于尧，下至于秦，共定为一百篇，并为之编排次序。”
第三，孔子删《诗》。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他把重复的删除掉，选取其中可用于礼义教化的，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叙述殷、周两代的兴盛，直至记载周幽王、周厉王政治缺失的诗篇。而开头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其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
第四，孔子“缀周之礼”。
《史记·孔子世家》说：“《礼记》自孔氏。”《汉书·儒林传》又说：孔子“缀周之礼”。
第五，孔子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说：“到了周的末世，世运衰落，王道微弱，邪僻的学说和残暴的行为兴盛起来，臣杀君的人出现，子杀父的人出现。孔子为之忧惧，删定了《春秋》这部书。《春秋》作为记言、记行的史册，本来是天子分内的事情。所以孔子说：‘知道我的人全在这部《春秋》了，怪罪我的人也全在这部《春秋》了！’”又说：“孔子作成了《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起来。”同书《离娄下》篇还说：“君王采诗的事迹消亡了，《诗经》也就不见了。《诗经》不见了，然后才有《春秋》问世。晋国的《乘》，楚国的《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它们所记载的事迹，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它们的笔法，都是史书的笔法。孔子说：‘至于申明大义名分这一点被我私自借用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说：‘不成啊，不成啊！君子最担忧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的名声。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啊！我用什么贡献给社会留下好名声呢？’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旧制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的法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国君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周襄王入会的，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情，后代有的国君加以称举推广开来，使《春秋》的义法在天下通行，天下那些乱臣奸贼就都害怕起来了。孔子在任司寇审理诉讼案件时，文辞上有可与别人商量的时候，他从不独自决断。到了写《春秋》时就不同了，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应该删削的一定删掉，就连子夏等这些长于文字的弟子，一句话也不能给他增删。弟子们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代人了解我将会是因为《春秋》，后代人怪罪我也将会是因为《春秋》。”
上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不一定都十分确切，有的甚至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六经”都与孔子发生过关系，上述文献所记载的，至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一种看法。如果没有这些看法，“六经”也就不可能成为儒家永恒不变的真理。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8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