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娼运动作为现代妇女解放的一个内容，在五四时期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不仅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倡导、呼吁废娼，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反对妇女卖淫和男子嫖娼的呼声此起彼伏。有的杂志开辟专栏，讨论妇女解放和废娼问题。一九一八年，上海《大陆报》发表了一篇痛论娼妓性病传染情形，主张禁闭妓院的论文，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许多报刊杂志也纷纷载文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与危害。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和封建制度，但是，清末施行的公娼制度被保留下来了。据鲍祖宝的《娼妓问题》等资料统计，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平约有娼妓一万一千人，其中公娼约四千人，私娼约七千人。一九二○年以前，上海共有公娼达六万余人。一九一九年，北平娼妓与居住总人口的比例达1∶81；而与女性人口比，达1∶21。也就是说，每二十一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娼妓。上海和北平的公娼人数密度居世界之首。这是令人吃惊与痛心的现实!
一九一九年四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娟问题》一文，他认为：“到了今日，人类社会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他阐述了废娼的五大理由，并提出废娼办法：“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她们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她们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这些还只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的办法是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非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一九二○年八月，李无三在《妇女杂志》上发表《废娼运动意见》一文，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那么，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
在废娼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势下，各地都把废娼当作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些人还组成了“废娼会”。一九二二年八月，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平成立，发表宣言时提出七大纲领，明确提出“禁止公娼”。一九二三年春，四川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成立，她们在请愿书中提出的八项要求中，有一项是“提高人格，废娼妓，不准收花捐”。几乎全国各地的女权组织都把禁娼列为首要条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各地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禁娼措施。
对于妓女们来说，自甘堕落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妓女还是希望跳出苦海过正常生活的。她们长期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忍辱负重。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她们也曾想望自省自救，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中，记载了妓女们的抗争：
一九一二年五月，上海由祝如椿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其宗旨是：“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她们认为青楼女子之所以“沉沦黑海”，是因为没有文化和经济不能自立。她们主张兴办学校，让妓女学文化、受教育，以从良重新做人。她们发动和组织妓女演戏募捐，筹集办学经费；她们以唱歌的形式号召妓女：
姊姊妹妹大家来献技，
为今日兮提倡青楼进化计，
愿我姊妹努力进行休自弃，
他日达到完美地，大家多欢喜。
在花界的响应和社会各界支持下，为妓女兴办的学校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在上海开办了，入学妓女五十多名，但只延续了半年多就停办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分割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引起全民公愤，各地纷纷成立“反日同志会”、“救国储金会”等等，许多青楼女子也激发起爱国热情，纷纷响应，她们自觉抵制日货，还捐款作为救国储金。上海清和坊沿马路藏春阁有一妓女寄函报社表明心志：“妾生不辰，侧生曲院，然虽属青楼，终期有家。有家必须有国，故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每于歌罢酒后之余，闻诸客言：有某国要求苛例，实欲制我中华为印度、高丽之第二。妾身虽为妓，亦属国民一分子，听闻之下，殊堪痛心。盖我国不能言战，实乏财耳，幸有爱国志士，倡救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
上海妓女妙莲，捐给国民大会五千元钱，还印了《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妓院，提议花界同胞不购日货；不收日本纸币；将二十一条印在请客票后面；捐助国民大会及学联经费等。有些妓女组织了“青楼救国团”，声明“职业虽贱，爱国则一”。海门妓女自编“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表达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妓女不甘沉溺，以“国民一分子”参与储金救国，这是最底层女性的觉醒。
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各大中小城市的不少妓女在女权运动的鼓舞下，一方面，拥护废娼运动，控诉娼妓生涯的屈辱与痛苦；一方面积极投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去。花界女子表示：“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
虽则，延续几千年历史的娼妓制直至当代仍未彻底革除，但是，作为中国女性中较为特殊的妓女阶层，能觉醒并投入到爱国自救运动中去，无疑，对中国女子的解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