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娼妓业复兴繁荣及其原因
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娼妓业在近代时禁时弛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受到中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扶植而得以迅速发展。至光绪年间，妓女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历代水平，而且，娼妓活动范围分布之广、妓业经营管理之完善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并不断呈上升趋势。据统计：
北京：一九一二年公娼数为三千一百余人。一九一七年公娼数为三千八百八十九人，私娼约七千人；合计达一万一千余人。（《申报年鉴》、《北平娼妓调查》等），上海：一九一五年明娼暗娼约九千八百余人。（一九一五年《中华新报》）一九二○年前上海共有公娼六万余人。汉口：一九一九年前共有妓女一万零五百人。（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
此外，据鲍祖宝《娼妓问题》一书公布：一九一五年北京、上海公娼与居民的比例同世界几大名城之比：
伦敦：一比九○六(即九百零六名居民中有一名公娼)；
柏林：一比五八二；巴黎：一比四八一；
芝加哥：一比四三七；东京：一比二七七；
北京：一比二五八；上海：一比一三七。
也就是说，仅公娼一项，上海的公娼密度居世界之首。如果把私娼也计算人内，那么，北京、上海差不多五十个女性中就有一名娼妓，这是令人震惊的。
由于娼妓业日兴，公娼与公娼之间，公娼与私娼之间以及妓院与妓院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各地都形成帮派，竞相以地方风格特色来吸引嫖客。
如上海，烟花业十分发达，各地来沪的妓女汇聚一处，有苏州帮、扬州帮、南京帮、宁波帮、湖州帮、江西帮、湖北帮等，各帮争奇斗妍，各显神通。
翁了翁著《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中记叙妓女们书场之竞争：“书场初创时代，书寓中人数无多，故无党派之分。无论苏、常、吴、扬皆同莅一场。其后人数渐众，不免互相倾轧。初时惟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相竞争，扬州究不能与苏、吴、常为敌。扬州帮派既被排斥，苏、常、吴三帮，日久又各分立门户。其后，吴江人中途失败。书寓仅存苏、常两帮。此两帮中，以艺论，常熟人为上，苏州人次之；以色论，苏州人为上，常熟人次之。 苏、常两帮，彼此皆旗鼓相当，然常熟帮人数较少，苏州帮人数较众。竞争结果，苏州帮竟全军奏凯矣。相沿至今，娼妓遂为苏帮之专利品。”
苏州妓女吴侬软语，姿色可人，又兼人多势众，因此，在上海妓业中，居于正统地位。
北京妓女也有南北帮之分，南帮活跃，而失之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酬应周至；北帮则床笫之外无技能，偎抱之外无酬酢。此外，天津、广州、汉口等地娼妓间均有帮派之争。
除集体性的帮派之争外，还有属于妓女个人凭自己的风姿、容貌、技艺和人缘关系来取胜的“花榜”之争，这对妓界的刺激与鼓舞更大。花榜分以美色为主的艳榜与以技艺为主的艺榜，一时，妓女间争相竞选，各显风骚。一旦选中，妓女会因此而声名远扬，所在妓院门庭若市，名利双收。又兼报社、商界推波助澜，使得妓界竞争达到高潮，妓业的商业化色彩进一步加深，妓女的素质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畸变。
那么，导致近代妓业兴盛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解禁弛娼，使娼妓活动公开化，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并且，首先在租界施行的公娼制度使娼妓业合法化，促使各地公娼私娼并蓄，妓业迅速扩张。
第二，口岸通商，对外贸易开放后，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各大城市“租界”成了妓女集聚之地，往往妓院数百家，妓女数千人，“花捐”收人数目可观。又加上地方官僚巨贾往往以开设妓院来兴商业，发展城市经济，这就更促使妓业之盛。
第三，下层人民因经济贫困而被迫为娼。由于近代工业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清政府腐败无能，妥协于外族入侵，转嫁经济危机。因而，不少农民流入城市谋生。而对于妇女们来说，求职谋生十分困难，又加上卖淫收入高于一般体力劳动收入，因此，妓业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使城镇市民中的女工，也纷纷投入妓业赚钱，一边做工，一边业余卖淫，使妓女队伍不断扩大。
第四，随城市的繁荣，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工厂企业急剧扩展，从职男女比例差距越来越大，众多的单身男子构成了庞大的买淫队伍。又兼社会秩序混乱，大量妇女被拐骗为娼，形形色色的私妓暗娼日益增多，这就使娼妓业畸形发展和兴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