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女子自知“无子”应出，只有自悲自恨，虽留恋丈夫，也只得含怨抱屈被休出门，曹丕的《出妇赋》中说：
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没身而同穴，终百年之常期。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悲谷风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
也有的女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主导下，为了不使夫家断香火，主动要求被丈夫休掉。据西晋皇甫谧的《列女传》记载，沛人公孙去病结婚后没有儿子，他妻子悔疚无比，主动要求丈夫照“七出”规定把自己休弃。但公孙去病不肯出妻，于是，他妻子又要求他多娶几房小老婆，以期有后。
不过，许多生了儿子的妇女，也同样会被休弃。《孔丛子》上记载，战国人尹文子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他左看右看总觉得面容不像自己，于是大发脾气，用棍子痛打妻儿一顿，把妻子休弃了事。
“嫉妒”，实际上，大多是指女子对丈夫纵欲的反抗。“妒”，是爱的极致，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在奴视女性的时代，“妒”是女性一种可怜的反抗，而且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视为恶德。不论丈夫纳妾、狎妓还是宿娼，做妻子的不应有异议，若“妒”，则可以休妻。南北朝宋明帝时，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宋明帝说：“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表示愿听从圣旨，当天傍晚，宋明帝赐药杀了彦远的妻子。又有记载，说有个叫刘休的，他的妻子反对他纳妾，宋明帝知道后，叫刘休的妾打刘休妻子二十大板，还叫刘休在后门开了个杂货店，命刘休妻子在店里卖扫帚之类的杂物，以此羞辱她。有的妇女因丈夫纳妾宿娼而心怀怨恨，言语稍有不慎，即被休弃，并被斥为恶妇。
“口多言”实质上也是对女子声辩是非曲直的剥夺。女子嫁到夫家，必须温顺贤淑，尽三从四德，没有发言的权利。宋朝有个叫李翠莲的女子，自小心直口快。嫁到张员外家后，因几次多言多语，惹得夫家大怒：“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哪见过这样的长舌妇人!”执意休弃。这样被休的女子，父母也是深以为辱的。张翠莲虽然挑描刺绣，大裁小剪，浆洗缝联，劈柴担水样样勤快，终因夫家休弃，娘家不容而含怨到“明音寺”出家为尼了。做媳妇的，不论叔侄姑姨如何无理、刁难，均不得申诉，否则，会因“多口舌”，“离亲乱家”而被赶出门去。
至于“七出”之一的“盗窃”，则主要是限制妇女“蓄私货、私蓄、私产”而言的。因为婚姻既是两姓之合，且又带有买卖性质，自然不容许妇女蓄有私货，以在遭弃时带走，或偷偷接济娘家。
不可否认，“妒”而生恶的妇女，说三道四、挑拨离间、惹事生非的妇女以及不孝公婆、苛刻丈夫的妇女也不是没有，但是，丈夫若要休妻，易如反掌，即使没有触犯“七出”之规，也会遭到休弃。如汉人韩婴著的《韩诗外传》中说：“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去。”孟子仅仅因为妻子在内室中的举止看不顺眼，就休弃了。又如孔子的弟子曾参，仅仅因为妻子有一次“蒸藜不熟”，即做饭有点夹生，就把妻子休弃了。此外，所谓的“不顺父母” (或“不事舅姑”)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全看公婆是否高兴。一些有名的孝子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可以休妻。南北朝时刘谳的妻子正氏在墙上钻孔挂鞋，墙上的土不慎落到刘谳母亲孔氏的床上，孔氏不悦，刘谳立即将妻子休出。《旧唐书》中记载：崔颢登进士有才而无行，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晋文公重耳在十九年流亡期间，几乎每到一国，就要娶妻妾，但一离去，就弃之不理了。而女方如果提出背夫离异，便是违背纲常、有悖妇道的事，根本不为社会所容忍。唐律规定，妻子背夫逃离，处徒刑二年；明、清律杖一百，交丈夫另外卖嫁。若擅自逃离改嫁，唐、宋律处徒刑二年，明、清律处绞监候。反之，丈夫弃妻而逃，妻子必须等上三年，不归，然后告官府，方得正式离婚。
历代有不少妇女仅仅因为年老色衰，便被丈夫休弃，如顾况的《弃妇词》：
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欲何去?本家零落尽，痛哭来时路!忆昔来嫁君，闻君甚周旋，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孤魂托飞鸟，两眼如流泉。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物情弃衰残，新宠方妍好。
女子数年相守，盼得丈夫归，却被休弃。白居易的《妇人苦》中叹息：“生人莫作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历代也有少数妇女为反对不合理的“七出”而抗争的，如被载入《妒妇记》中的东晋时期谢安的妻子刘氏，她反对丈夫狎妓纳妾，夫家人以周公的诗斥责她性妒，刘氏说：“周公是男子的缘故，如果是周姥撰诗，就不会有这样的诗了。”又如东汉末年的黄允，年轻貌美，才华出众，司徒袁隗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黄允巴结袁氏高门大族，隐瞒已婚事实。但是，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十分贤淑，实在挑不出休出门的毛病，于是，黄允以实情相告，要妻子主动离去。夏侯氏知情后表示同意，但要求召集诸亲六眷告别。在亲属会齐后，黄允的妻子当众揭穿黄允十几件劣行，然后自己离开了黄家，至此，再也没有人赏识黄允了。
当然，真正男女公平地处理离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