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美女
自从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后，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
《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把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天道为乾，地道为坤；乾为阳，坤为阴；阳成男，阴成女；故男性应刚，女性应柔；男子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在家庭中，男性是天，女性是地，是从属于男子的，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白虎通·嫁娶篇》)。以此而论，那么，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诗·小雅·斯干》最后两章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意思是说，生了儿子，要放在床上，给他穿华美的衣裤，让他玩玉器。他那响亮的哭声，光彩闪耀的衣服，都表明他将来高官厚禄，振兴家业。生了女儿，只能用布包起来，放在地上，给她玩瓦(纺锤)，她将来只要能操持家务，不要让父母担忧就行了。女子一生下来就不得人欢喜，又生出许多条条框框来束缚女子的个性，使女子处于卑弱地位，甚至许多地方风俗迷信之说，凡不吉不利的风水或征兆，也总是与女性有关。如《汲冢周书》中在说到每年每季的季节应时现象时，有这么一段话：
一、春分之日，元鸟不至；妇人不信。
二、清明又五日，虹不见；妇人苞乱。
三、立冬又五日，雉不入大水；国多淫妇。
四、小雪之日，冬虹不藏；妇不专一。
五、大寒之日，鸡不始乳；淫妇乱男。
这些荒诞的说法竟广为流传，历代因袭。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已成为天经地义，连女子本身也执信不疑，深为己悲，诚惶诚恐地恪守闺训和妇道。且不说广大失去独立人格、处于蒙昧状态的弱女子，就是少数知书识礼的上层妇女也是如此。
汉朝著名的女史学家班昭曾作《女诫》，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七篇，分章论述女子行为的规范。她在《卑弱》篇里说：“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不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斋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在《专心》篇中，班昭认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祗，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班昭的《女诫》被历代统治者赞誉为“足为万世女则之规”。
唐朝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著的《女论语》，则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等十个方面教训女子。她们在自序中说：“(大家)曰，妾乃贤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兼全，亦通书史；因辍女工，闲观文字，九烈可嘉，三贞可慕。深惜后人，不能追步，乃撰一书，名为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女子，若依斯言，是为贤妇。罔俾前人，传美千古。”
明朝仁孝文皇后又作《内训》二十篇：“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书前附有神宗皇帝御制序以及自序，刊发臣民。以后，这本《内训》又和班昭的《女诫》、宋若昭的《女论语》以及王相所撰《女范捷录》合刻为《闺阁女四书》，为中国主要的女子教训书。
此后，《女教篇》、《女诫论》、《女儿经》等等女子教训书相继流传于世。中国的女性在重重约束下，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作为男子的奴隶，作为一人专有的玩物，她们有的摧残自己以悦媚男子；有的自轻自贱，背负着男尊女卑的十字架，屈辱地生活。社会以女子为轻贱，有时会产生许多不近人理的恶习，比如，忌讳尼姑。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写阿Q处处被人轻贱，受人欺侮，但是，阿Q在路上看见小尼姑，却可以毫不忌讳地欺侮她，“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是因为看见了你!”阿Q可以迎上去，大声地向小尼姑吐唾沫。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认为路上遇见尼姑有晦气，而尼姑见了行人，也必然低头贴壁，忍气吞声而过，为什么呢?尼姑因为是女人，而且又是异端，因此尤为不幸。
《双节堂庸训》中，记载一位寡妇的两则轶事。一是她重病缠身，出门去提水，病得举步艰难，邻媪劝她在门前的石条上稍坐一下，她说：“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坚不肯坐。还有一件事是她生病头晕，曾经将待客的龙眼剥剩下的核煎了喝，觉得晕得好些。后来又发病，她的儿子特地买了龙眼肉来孝敬，她却说：“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如此。”坚不肯喝。这位寡妇不肯坐路边的石条，是认为那石条是许多男人坐过的，女人不能再坐上去；如果坐上去，那么，女人低贱秽恶之体，会给将来过路歇息的男子带来不祥。而她不肯喝龙眼汤，则是认为女人的命贱，不值得用贵重补品来治病。可见男尊女卑对这些妇女的心理伤害是何等深重。
在中国封建式家庭关系中，男尊女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夫尊妻卑。
封建宗法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始终要服从夫家的意志和权力。作为“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是与父子、君臣之纲并列的，并且，由此在封建家庭中形成若干原则：其一，妻子是用一定的财物聘娶来的，是夫家的财产，要受到丈夫家的绝对管束。丈夫可以打骂妻子，管制妻子。子媳的义务就是服从公婆和丈夫的意志，做好育婴、烹饪、浣洗、缝纫、洒扫清洁等工作，服侍好丈夫和公婆。所以，《说文》解释：“妇，服也。”《尔雅·释亲》解释：“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其二，妻子的主要任务是生育子女，延续继承家业的世系。为了保证血缘世系的纯洁，妻子必须严守贞操，受到全家族血亲的监视，生活处于幽闭状态。其三，做媳妇的迟早会有转升为婆母的机会，于是又转过来压迫自己的儿媳妇。依此相袭成风，代代相传。媳妇受婆婆欺压亦成为常事。
二是夫妻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封建法律对于夫妻家庭纠纷的具体规定是很不平等的。比如妻子不能到官府控告丈夫，否则，与卑幼告尊长一样犯了“干名犯义”罪。唐、宋律对此处徒刑两年。明、清更严，妻妾告夫与子孙告祖父母或父母同罪，仗一百徒三年，诬告者绞。即使是丈夫与人通奸也不能举告。而丈夫却有捉奸的权利，即使当场杀死与人通奸的妻子，也不过是“杖八十”了事。
如果夫妻之间发生相互殴杀，妻子加重处罚，丈夫却减轻甚至无罪。唐、宋律规定凡妻殴夫者徒一年。明、清律只要妻子殴夫，不问有伤无伤，即杖一百，折伤以上加凡人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殴夫至死者斩；故杀、谋杀本夫者凌迟处死。而丈夫殴妻，明、清律折伤以下不论。就是说，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只要不折伤便无法律责任。实际上，社会中殴妻是十分普遍的，所谓“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打妻子与父母殴责子孙一样，成为治家振纲的合法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