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7月17日，咸丰帝病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2）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3）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两宫太后发生极大矛盾。
1、三股势力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优，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即为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以确保中国处于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方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訢集团应运而生。奕訢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处理“内优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奕訢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訢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而奕訢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硅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母后皇后尊为太后，圣母应尊为皇太后”，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訢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