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的创立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希望通过武举的选拔，增强武功上的核心竞争力。这也就决定了那时代的武举是只考武艺和膂力，不论韬略智谋，于是，整个考试就像一场军队的演武，喧嚣异常。
唐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规定了武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武举”是多项内容的综合测试，要考的内容包括“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等。
“长垛”是考察考生射箭的准确性，是在规定距离内考察射箭的水平；“马枪”又称“马射”，考的是马上射箭，考察的是考生在移动过程中射箭的准确性；“步射”以草人为箭靶，考试成绩不但要看命中率，而且还要求射箭动作的规范；“才貌”主要是要求身高，“以身材六尺以上者为上，以下为次”，唐代的“六尺”约合现在的1.8米，要求显然是不低；“言语”以“有神采堪统领者”为佳，“神采”的有无，主要是靠考官们感觉了；“举重”就相当于今天的举重，是对膂力的考察。
由以上考试内容可以看出，射箭和膂力是最受重视的科目。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说唐》中，对膂力尤其看重。譬如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熊阔海等人，“力大”成了小说家最常用的赞美之词。
武举：力大便可做官？
谏官薛谦光向武则天上疏说：“以‘武能制敌’为名目开科取士，却只考试弯弓射雕之类的雕虫小技……像当年名将吴起上战场前，手下人向他进献宝剑，吴起拒绝了。他说‘临难决疑，才是将军的本职；拿着宝剑去冲杀，那不是将军应该做的！’”
薛谦光紧接着列举出三国名臣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的例子，并首创了“谋将”——他们或许并不擅长弓马，却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薛谦光上疏的时间比武举开科的时间早了整整十年，足见，他并非是冲着武则天的新政策去的，而是针对当时的一种武将选拔制度去的。而武则天为什么没能够听进薛谏官的劝告，依然采取了那样的考试制度，没有资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薛谦光的上疏一定引起了当朝许多人的注意。之后几十年内，对武举的选拔条件越来越苛刻了。我们从那个年代的考试科目中就可以看出来。譬如735年设立的“智谋将帅科”，785年设立的“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786年开设的“军谋弘远，材任将帅科”等。
之后很长时间，人们对武举的文化课要求越来越高，武举的整体素质也随之越来越高。北宋文人陈师道所作的《拟武举殿试策》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对武举的文化课模拟考试的内容。这套模拟考试题一共有七个问题：商汤灭夏是否运用了阴谋诡计？周武王伐纣是否符合天命？晋文公为何称“伯”而不是称“王”？上古出兵之前，多以“刑”告诫将士，“刑”的含义有何变化？《司马法》提出的原则，为什么后世难以遵用？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其智谋何在？两汉都有羌人叛乱，西汉用安抚的方法，东汉用武力的方法，都平定了叛乱，其原因何在？
这七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答案却惊人的相似——“仁义”是治乱的根本，有德有能的君主应当学会“偃武修文”，以德服人。而武力只是一种象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用。
这套理论在武举中推行，是否会受到欢迎？武举准备了一大通的兵书知识，可《司马法》这样优秀的兵书却被认为是不祥和的东西。武举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却要让他们当堂说出战争是无用的。他们的心情谁堪体味？
这种不合逻辑的考试到了元朝就自动废止了。明清时期的武举考试又回到了武举制度创立初期模样——“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离地一尺……”。尽管依然有策文的应对笔试，但还是遭到了有责任感的文人的嘲笑。
清朝著名学者赵翼曾经担任过武举乡试的考官，他在《簷曝杂记》中谈到武举考试的情况时说：“武举只是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的文策则不论好坏。我曾经主持顺天府乙酉科（公元1765年）的武乡试，发现武举人的策文有极可笑的。”究竟怎样可笑呢？赵翼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打小抄”抄错的。有些考生平时不读书，临到考试，便到书肆上去买一些专门用来作弊的小字本兵书，夹带入场，这些小字本的笔画特别密，看不太清楚，而他们自己又不学无术，缺乏分辨能力，只知一味照抄。要知道，那个时代的文章是从上往下竖着写的，于是，就有人把“一旦”二字抄成了“亘”，把“丕”抄成了“不一”。另一个笑话是关于书写格式的。“国家”一词有时被用来指当今的皇帝和政府，为了表示对本朝的尊敬，行文中凡遇到这种“国家”时，都要另起一行，并且要比普通文字高一格，但是，这种待遇仅仅是针对表示本朝的“国家”而言的。可是，有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遇到“国家”二字，就另起一行，就抬格。“武生”自称“生”，在行文中应当偏在一侧，表示谦虚，可是，这些武生们却把“生人”、“生物”、“生机杀机”的“生”字，一律偏在一侧。这些笑话真是要让身为文人的考官们笑破了肚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