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成立第一家转投资事业单位，到今天成为拥有五个关联企业的国际化集团，宏集团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在于它强调理念经营，以“人性本善”为主要企业文化；充分授权；更积极推动员工入股制度，与利润分享……这些与其他传统企业不同的经营思考方向，正是宏能维持企业活力及成长动力的关键因素。
走上创业之路
创业并非我原来的志愿。1976年，就在创办宏的不久之前，我获选“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在致辞时，还期望自己能一直担当资本家与工程师之间的桥梁。
因为当时我是公司负责技术的最高主管，扮演着为技术找资本的角色，对于给投资者信心，并将研发成果商品化的工作，不但有兴趣，也积累了一些心得。
若非原来任职的荣泰电子因财务管理失策而面临结束营业的窘境，我也不会走上创业之路，并转换角色成为搭起技术与市场的桥梁—企业经营者。
这一切因缘际会，得从就业历程说起。
就业时期的他山之石
正向思考：过于重视员工权益，会损害老板的利益。
反向思考：教育员工学会保障自我权益，老板才会有利益。
思考逻辑：员工为了确保自身权益，必然尽力维系公司的生存；为了创造更大的权益，更会积极贡献。
大学时代，我的志愿是担任台湾交通大学校长，因此，我打算念完电子工程研究所之后，继续攻读博士，然后留校任教。
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并不是博士、硕士的工作，他们的出路通常是当教授（没想到，今天面对国际竞争、技术翻新，做生意所需要的学问越来越高深）。或者，在海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可以选择留在海外工作。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台湾，也就理所当然以当学者为目标。
但是，在我大二的时候（1966年），飞利浦、通用等外商电子公司正开始计划登陆台湾，于是便到学校招募研究生，月薪200美元（折合为台币8 000元，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待遇）。那几年，台湾电子工业刚刚起步，仍以外商装配厂及台日合资的家电厂为主。这也是硕士可以不出岛，而能在台湾产业界就业的开始。1971年，我从研究所毕业后，便打消攻读博士的念头，准备就业。
当时，我有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设于高雄的飞利浦建元电子；另一个是竹北的环宇电子。这两处都有研究所的师兄在其中任职，最后我选择了环宇。当时我自认英文不好，不打算在外企工作，而环宇是彰化望族林荣春投资的，与我有乡亲之缘。这个家族原以纱厂起家，在交大教授施敏与校友钱维翔鼓励下设立半导体装配业，由交大师兄丘再兴主持。最重要的是，环宇是台湾第一家设置研发部门的公司，我可以将所学应用于研发工作之中。
在此期间，我开发了台湾第一部科学用电子计算器。
在环宇，我并不是第一个开发科学用电子计算器的人，但却是首先将它商品化的人。不同于其他同事的是，我除了设计电路，让机器会动之外，还有了包装和成本的概念。
我先请工业设计师设计外壳，并找制作招牌的师傅以压克力做出模型，将机器包装起来，再将所有材料的成本做成分析报表，这事如今看来平常，但20多年前却属罕见。
当我把这两项非技术工作成果往上呈报后，上级就决定将此开发案商品化，投资批量生产。
但遗憾的是，这个产品并未成功，因为日本进口的键盘质量不稳，按一次键会跳出很多数字，而且台湾产的印刷电路板又经常短路。我原本希望能改进这项产品，但因为职务调升为半导体装配线的主任，就失去了继续改良它的机会。
从研发部门调到生产线，我从一个研发工程师，变成领导800多人的主管，任务更加复杂，此时公司也开始出现派系问题。虽然工作环境不如以往单纯，但我仍尽可能地成为上下沟通的桥梁，有问题经常请教现场领班、课长，所以工作尚能胜任，人际关系也算和谐，而我又不计较薪水（直到离职仍是起薪的7 000元台币），所以比老员工们更早晋升为副经理，负责整个制造部门，借此也积累了更多的管理经验。
虽然当时我毕业不到一年，但已经深刻体会到人际关系要好，不要搞派系，因为斗争只会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其次，必须有责任感。我想，没有一个老板在交代部属办事时，会期待部属万事迎刃而解，老板期待的是授权授得安心，也就是部属会负责任，能尽力而为，有问题主动反映。因为能力不一定可靠，但责任感是可靠的。
荣泰成与败
在环宇工作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林荣春的三子林森另外投资荣泰电子，邀我一起创业。荣泰的定位是专业电算机厂商，既自创品牌（品牌名称为Qualitron），也代工生产。它不但具备自有技术、品牌，而且获利稳定，是当时最红的公司之一，我们把它塑造成“年轻人的天地”，让同仁享有自由挥洒创造的空间。
这样的环境，也是我工作之后努力追寻的；在工作上结合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将科技成果贡献给社会，也让每位参与的成员获得成就感，从而丰富人生。
从事电子事业，我算在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林森确是我在营销理念方面的老师。至今我仍非常欣赏他的见解，他认为台湾厂商拼命打通中上游，但对下游的营销，却始终不去投资，如同河流下游淤积，努力生产的产品到处泛滥，最后只能便宜贱卖（这也是未能突破瓶颈的结果）。由于受到林森的影响，宏创立时，我就提出“逆向整合”（backward-integration）的观念，也就是台湾一定要设法掌握市场主权，若能建立下游的品牌及营销体系，就有能力往中游的装配及上游的关键零组件发展。
在荣泰工作四年，我终于一偿在环宇未完成的夙愿，成功地开发出岛内第一部桌上型与掌上型电子计算器，也推出全球第一支电子表笔（详见第三章）。
这段就业生涯带给我最深远的影响，却是它结束营业。
当时荣泰的分工情形是，总经理林森主管营销与工业设计，我则担任协理（后来职称更改为副总经理），兼管研发、生产、业务、采购。主业的获利状况始终良好，但担任财务管理的董事长，也就是林森的兄长，将荣泰借来的钱挪用支持家族经营的纺织厂，当时正值石油危机，纺织业经营困难，导致经营亏损，终于危及荣泰。
当公司运作开始产生偏差时，我和主管会计的同事一起去和老板沟通，希望立即阻止公司财务继续恶化，但得到的回答是公司是老板家族所有，他们可以做主。我们当然只好作罢。
后来，公司终于陷入危机，我便请求其他企业出面协助，其中包括声宝企业创办人陈茂榜。但当陈先生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之后，便摇头拒绝：“公司背书保证的问题这么严重，就像无底洞一样。”就这样，尽管当时荣泰的业务已蒸蒸日上，但最后却不得不以关门收场。
由于荣泰结束营业，使我矢志担当资本与技术桥梁的理想发生改变，却也因而获得许多宝贵教训，转换为日后宏重要的经营理念：首先，是稳健的财务管理；其次，是照顾员工的利益。
稳健的财务管理
和许多台湾的企业主一样，荣泰老板虽然财力雄厚，却仍习于用短期资金做长期投资，也就是说，资本额并不足，由家族借钱给公司（即所谓“股东往来”）。而不管是向谁借，它仍旧是负债，对长期发展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因为荣泰业务成长迅速，银行的信用额度越来越大，钱也越借越多，信用扩张没有节制，加上资金运用公私不分，导致最后无法收拾。
因此，我深深体会到，企业的财务管理要稳健，不但要有充足的自有资金，还要厘清资金的归属，这样企业才能在健全的资本结构中稳健成长。
其次，要进一步确保公司财务的安全度，必须建立客户信用管理体系。
在荣泰工作的初期，我只负责研发、制造与采购，后来老板要我兼管内销业务，刚接手，台湾的总经销就要求延迟支付，一延再延，结果就赖账不付钱，没多久公司就倒闭了。
这是岛内经销商常用的手法，先要求供应厂商赊销，同时他却可以向客户收现金，转用在其他事业的投资（另一个把短期资金用于长期发展的错误模式）上，一旦其他事业进行不顺利，资金周转失灵，不但原来的事业保不住，还连带拖累上游供货商。
这个例子也说明，经营内销生意与外销是不同的两种学问。岛内许多经营外销业务非常成功的企业，往往在转战岛内市场时失利，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良好的信用管理制度。
因此，后来宏推出“小教授一号”电脑学习机，开始在岛内铺货时，就要求每个经销商先抵押才能批货，将发生坏账的几率尽量降至最低。
经营企业有个很大的陷阱，就是老板常常搞不清手上的资金究竟是自己的、银行的，还是供货商的，只要看到钱就以为是自己的，径自拿去投资，忘了它们其实是应付账款或是短期负债。就我的观察，台湾多半的老板也没经验，甚至有经验的人都常会在金钱流转中迷失。造成许多人很辛苦地创业，事业也非常成功，最后却莫名其妙地倒闭。
这些切身的体会，让我学会了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创业之后，虽然公司财力不丰，但始终未曾忽略财务的健全度；虽然成长过程中不免遭受挫折，却也能安然渡过难关（详见第五章）。
善待员工，共存共荣
就业时期的另一个启示，是企业必须善待员工，并且建立让他们发表意见的途径。
当时，荣泰的同仁对工作都非常投入，对“年轻人的天地”也有相当的期待，但却因公司决策失当，而同仁的意见未获重视，导致员工期望落空、生涯规划变调，必须另谋生路，对这些同仁而言，这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一家企业的成败，不只关系到老板的钱，更关系到员工的心血投入和未来前途。
因此，宏创办的第三年，在台湾企业员工入股风气未开的情形下，我便推动了这项制度，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环境，同时也让大家都能发表意见，因为股东拿出一毛钱投资，就有权说一毛钱的话，公司也就不致产生偏执的决策。
另一方面，企业要善待员工，不但不应将不合理的企业风险加在员工身上，更要积极地建立保障员工权益的制度。
当年，荣泰曾给我若干技术股，并给我一个董事席位，但有时也要求我要盖章作保。在那个年代，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不像今天这般强，我既年轻又没有出资，老板对我这么给面子，我也只有照做。幸好当公司财务发生问题时，老板扛下债务，否则，我真不知拿什么还债。
由于这段经验，我从来没要求宏各事业单位的总经理盖章保证，凭良心说，他们并没领公司多少薪水，实在没理由要他们担负这么大的风险。此外，宏也从不给员工技术股，但邀请员工出资入股，而我也事先明白告诉员工，入股的资金要和公司共存亡，也惟有如此才能享受真正的权益。技术股（或叫“干股”）的发放主权操在老板手中，不但没保障，往往还只是空画大饼。
就业历程中的种种教训，我不但铭记在心，而且把它们转换成保护员工与公司的制度，而不是学会招数之后拿来对付别人，为自己谋利。
不仅如此，我们更从根本着手，不断灌输员工自我保障权益的意识（参见第十三章）。因为我深切地希望，宏的同仁是最懂得保障自身权益的一群员工。
许多企业主的想法是，员工的权益过高，将不利于自己的利益。但我认为，如果员工能够了解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也就会尽力维护公司生存，如果公司发生问题，员工的权益也会丧失；另一方面，员工为了创造更大的权益，也必然会尽力为公司贡献。
这段就业生涯给了我极深的感触。台湾经济结构中，家族企业比重极高，因此，企业常因家族而兴，也往往也因家族而败。当企业面临困难，也正是内部意见纷杂，力量分散的时候，如果能有家族的支持，的确比较能够渡过难关。荣泰最初也是在家族支持之下才转亏为盈。但是，以家族成员为决策核心，难免因集权而无法产生平衡的意见，一旦步入歧途，便很难及时悬崖勒马。
因此，如何保留家族企业的优点，避免家族企业的缺点，是我创业之后最重要的课题。
集体创业
正向思考：经营者应以老板自居，员工听命行事，则效率高。
反向思考：经营者应以伙伴自居，分工互信效率更高。
思考逻辑：产业变动快速，如果大家不能对自己负责，成天看老板脸色才有所行动，将会误导决策，应变也会迟缓。
荣泰在处于顺境的时候，老板非常信任我，我也全力以赴为公司打拼。但在公司开始陷入困境时，老板的态度变了。有一次，老板竟当面质疑采购物料的价格偏高。我努力工作，并不求褒奖，但绝不希望被老板怀疑，于是当下便第一次萌生去意。
1976年下半年，荣泰状况已经无可挽救，原来任职研发部门的黄少华、林家和与我不得不离开公司。于是，我们在非常仓促的情形下创业，初期的目标，是设定在新兴的微处理器市场。
当时，我们都非常看好这项产品。若说发动机是机器的心脏，那么，微处理器就是机器的大脑。发动机的发明带动了工业革命，可以预见微处理器的问世，也将是工业发展史中另一个转折点。我们有感于台湾因为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积弱不振，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错失机会，因此希望能在岛内推广微处理器技术。
由于有荣泰的工作经验，我已算是岛内第一个深入了解微处理器的管理者。1974年，我曾邀请工业技术学院谢清俊、蔡新民等教授到荣泰上课，让从未学过电脑的工程师对电脑数字式架构有所了解。为了磨炼大家，还特别请老师用英文上课。当时，林家和以及黄少华都曾接受这个教育培训。
另一个创业伙伴邰中和，也是对微处理器情有独钟的人。他原在神通电脑任职时，就负责代理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业务，由于到荣泰洽谈生意与我们相识，后来便加入创业行列。
现在，外界常说的宏创办人有五位：林家和、黄少华、邰中和、我太太和我，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位是原来在荣泰负责工业设计的涂金泉，一位是主修管理、英文水平极佳的沈立均（经由邰中和介绍认识，“宏”便是由他所命名）。我们凑足100万新台币的资本（我和我太太占50%，其他五位各占10%），以11位成员和租来的110多平方米的公寓，开始了“集体创业”的历程。
但在创业一年之后，涂先生和沈先生便离开宏。他们的离开，对宏产生不小的冲击，却也促成宏集中全力发展电脑的契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