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查尔斯·丹比《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男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比光绪皇帝更令人感兴趣。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凯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一样那样害怕。
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位中国君主对这个国家年轻人思想的影响之深远会超过1895年到1898年的光绪。这一影响的酝酿已在政府和各传教团设立的教育机构之中进行了二、三十年。从这些学校里已经出来了大批年轻人，所有的商界和政界部门都有这些人任职。他们向民众和官员们显示了外国教育的力量。海关设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外交等人才的官学，出来的年轻人作为代表政府的领事或公使派驻各个欧美国家。
读光绪所读书籍的热潮极为汹涌，港口城市的印刷厂商的供应能力达到了极限。有些印刷协会的领导人担心已经出现了一种他们毫无准备的状况。像阿伦、马蒂厄、马丁、威廉、莱奇诸博士等人写的书都被上海的书店盗版复制出来，售价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作者们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强迫盗版者交出他们所制的铅板，否则就要在官员们那里提起诉讼。可是在皇上研读这些外国书的三年里，这个国家里也在研读的年轻学者何止成千上万，都已为皇上在学习研究之后可能提出改革的紧急情况作好了准备。
早春的一天，一位年轻的中国改革家来我这里，跟我要一份英国和美国发行的一流报刊杂志的名单。我问他这一奇怪举动的理由，他说道：“北京的年轻维新人士组织了保国会。我们中间有会英文的，有会法文的，有会德文的，还有会俄文的。这些个国家的主要期刊我们全都要买来研读。我们租了一所房子，准备好了几间屋子，打算办个会所，也好得空随时在那儿谈谈，讨论讨论，看看书，演讲演讲，或做点别的，做一些对达到目的有利的事情。”
“那目的是什么？”我问道。
“在中国创造一个新政体。”他答道，“从最近我们被日本人打败看来，要没点根本上的改变，我们就要成为东方的二等民族了。”
“这在北京是一项新运动，对不对？”
“在北京新，”他答道，“在全国可不新。各大城市和省会都有了保国会。在西安，从省里的巡抚到小小的学者都有买书的，有些贵族还办了学堂，请来洋人教书。除几个顽固的老学究，都知道要顺应当今大势，不再去抱残守缺。如今人们是处在一场思想骚动中，新的中国会从中酝酿出来。我们得为这个做好准备。”
康有为这个改革派的领导人叫康有为，是位年轻的广东人。他彻底研究了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近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将它们的历史写成两卷书，上呈皇上。他在自己的家乡享有现代圣人和改革家的名声，被尊为“康圣人”。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因为皇上和他的读书研究是同一范围，他就通过珍妃的兄长而被介绍给了皇上。他在总理衙门进行了三小时谈话，其间一再要求学习日本，用充满西方观念的年轻人取代年老守旧的军机大臣和总督。这些年轻人可以天天与皇上磋商一切改革措施。
这次会面由庆亲王和荣禄向光绪汇报。两人都已上了岁数，其中一个还是最大的保守派，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同意他的理论。不过康有为被要求把他的建议写在一份奏折里，接着又被皇上召见了一次，最后被皇上叫到宫里协助他进行这项已在进行的改革。如果康有为作为政治家也像他作为改革家那么杰出的话，光绪皇帝可能根本不会被废黜。
危机是1898年夏季到来的。当时我带了家人到海滨去度假，一位在书院学了几年、并正在和我一起翻译一本心理学著作的年轻中国学者——一位翰林——也跟我一起去。他订了邸报，每天看，多多少少饶有兴趣地作些评论。直至6月23日，一道诏书颁下，废除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代之以新知识的多个科目。“此次特降谕旨，”皇上说道，“实因时文积敝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虚之习。”
“这是目前为止跨出的最大一步。”他答道。
那位翰林并非激进的改革家，不过是许多一心想保存自己经受了这么许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些风风雨雨已经倾覆了亚述、巴比伦、米迪亚①、埃及、希腊、罗马，而中国虽未怎么成长，却还活着——的国家的官员之一。他是中华帝国中永远处于极端少数的进步政治家中的一个。
①米迪亚，伊朗西北部的古王国，约建国于公元前八世纪。“你对此怎么看？”我问那位翰林。
邸报仍然天天来，以下二十七份诏书是三个月的时间中颁布下来的。下面列出这些诏书的梗概，以使读者可以藉此清楚地看出光绪帝着手做了些什么。它们大致是：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分遣宗亲去外洋考察欧美的政府状况。
3）奖励艺术、科学以及现代农业。
4）皇上表示愿意倾听守旧派对进步和改革的异议。
5）废除科举考试中作为主要项目的八股文。
6）谴责那些希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7）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
8）倡导所有的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练。
9）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业学校，教会农民改进耕作方式。
10）下令引进专利和版权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务部就武举改制作出报告。
12）对发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别奖励。
13）下令官员们鼓励商业，帮助商人。
14）下令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设立中小学堂。
15）成立铁路矿物总局。
16）鼓励记者对政治发表议论。
17）要求水师增添学额，购置战船。
18）号召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协助——不，请求他们尽量理解——他在改革的努力当中所要做的事。
19）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建立学校，以便于当地的华人儿童学习。
20）为了鼓励商业，下令在上海设立商务局。
21）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部院。
22）准许一切人上书言事。
23）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因为阻格上书言事而被革职。
24）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冗费而被裁撤。
25）下令成立学校教授丝茶加工方法。
26）举办邮政，裁撤驿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国家式的预算制度。
开平矿务局以上列出了这些诏书的梗概，这样所有关注中国这场改革运动性质的人士就可以就这位年轻皇帝的学习对他的影响有些了解了。诚然，这些诏书一个个出来得过急，但经过对它们的仔细研究之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不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光绪皇帝得以放手去做，使这些措施像京师大学堂那样得以一一落实，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响应他的号召，费些心思来体察他的用心，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在采用西方观念方面也许就会紧随日本之后了。
随着诏书连续不断地以这种快节奏颁下来，我的翰林朋友担心起来。皇上谴责那些希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之后，有一天他来到我这里，说道：
“我得回北京。”
“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问道。
“皇上的维新要是以这种速度进行下去，会出乱子的。”
这位年轻的中国政治家是在皇上颁布了他二十七份诏书中的第六份时说这番话的。如果他的心腹谋士能事先预见到如此冒失的最终结果，他们会不会劝皇上行动得慢一点？当人们想起中国是如何被日本打败的，它的威望是如何扫地以尽，它是如何从东方国家的一家之长、被人争相奉承或者被人畏如蛇蝎，到被剥夺了一切荣耀，变成一个无奈而又无权无力的巨人，人们也就能很容易理解这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使帝国重登荣耀地位的渴望了。
他行动仓促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列强对他的疆土的侵占。他开始改革的几个月之前，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被一伙不负责任的暴民杀害了。德国以此为借口在该省的胶州港口登陆了一营水兵，占领了胶州和胶州周围五十英里土地。仿佛这还不够似的，它还要求得到这一省份的全部开矿修铁路的权利，逼迫中国人向被害传教士的家属支付赔偿金，并重建被暴民摧毁了的教堂和房屋。中国向曾答应保护它免受一切侵略的俄国求救，但俄国非但没有赶来帮助它，反而要求得到它自己两年之前反对让日本占有的旅顺、大连湾以及四周的土地。法国惟恐落后，也要求而且获得了广州湾的狭长土地。英国认为威海卫这个窝用来监视对岸的俄国熊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占领威海卫，而最让光绪皇帝难以理解的是英国为什么也有必要向中国要求香港周围四百英里的土地和水域。
当慈禧太后将政府的缰绳交给她外甥的时候，她很像一位教孩子驾驶一辆重要的马车奔驰在危险的道路上而将缰绳递在孩子手里的父亲——她坐在他后面，手中的缰绳仍然没有放松。那些个仍然保留的制度中，有一条是他必须每隔五天给她请安，不论她是在北京城里还是在颐和园。她还留下了必要的印章，使所有的朝中大员除去皇上那里谢恩外，也必须同时向她谢恩。这些个职责让十八岁的光绪履行也许还没说的，但到了他二十七岁时还这样就变得讨厌了，于是他要求自主地处理朝政。慈禧太后表面上也答应了。
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如何运用他的自主权——作为一名改革家，他也许运用得并不聪明，但中国改革的创始之功不能不归于光绪。他完全不同于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据说咸丰死之前，“朝政全部落入军机八大臣之手，而他自己则以与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君主完全不符的方式度着时光”。而光绪不管怎样，总不能说他是傲慢和奢侈，并对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
鉴于让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发表意见，从而得悉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并非易事，光绪就在第四份诏书中请求保守派呈进他们对他改革和进步计划的反对理由。接着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人们的意见，他将上海的一份叫作《时务报》的杂志纳入了官办。但他怕这还不够，又在第二十二份诏书中给每位官员上书言事的权利。
这时有位叫王照的礼部主事上了个条陈，主张：
1）废除发辫。
2）将中国的服装式样改换成西式。
3）采用基督教为国教。
4）设立国会。
5）皇上和太后游历日本。
礼部拆阅之后，不免被其中言论的大胆弄得张皇失措，于是把这位上条陈的主事召来，要他收回。但他不肯。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就针对着写了份奏折，向皇上指责此人的狂悖和谬妄。两份东西一同递交了上去。
一方面因为他们拆阅了奏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阻挠言论自由，光绪又颁布了一份诏书，解释他为什么希望人们上书言事，并谴责他们向他解释什么是狂悖和谬妄，因为那好像他自己没能力看懂那条陈似的。接着他把他们全都移交吏部处理，让吏部对其定出适宜的处罚。他警告吏部，倘若处罚过轻，他的愤怒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吏部决定把这些人降三级调用，但皇上改了这一判决，将他们全都革了职，而这也就成了他垮台的开始。
慈禧太后当时一直在颐和园度夏，光绪两个多月拼命推行新政期间她并无言行表明自己反对他的什么做法。据我看来，她从那时起直至拳民之乱结束后的行动完全不能由她被置于他的改革和进步理论的对立面而加以解释。
只要皇上把心思集中在创造新的职位上，他就不会遇到保守派积极的反对，而改革派则在一旁全力鼓励。这一运动的范围是难以估量的。它打开了强烈排外的湖北省，把它转变成了一个将要修建连通南北的铁路的地方。它打开了巨大的矿业省份山西和巨大的原木区域满洲。它开创了铁路的建设，使它们今天成了整个国家的商业线。
当他颁布了第五份诏书，在考试中以西方科学代替八股文时，信和电报开始从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潮水般地向我们汇文书院涌来，请求我们在学校里为他们留个位子。信里都夹着学费。来的人里面有皇上师傅的孙子、各种学位的毕业生、有地位的人，以及富贵绅衿还未取得学位的儿子。有许多人来请我们的毕业生去官员们的家里教英文，其中有一个受雇教李鸿章的孙子，还有一个教一位皇室亲戚的儿子。
可是当皇上的改革像他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份诏书一样走到为了节省开支而裁汰繁冗的部门以及将抗命不遵的官员革职时，一声哀号就传遍了全国。第二十三份诏书中革了职的六位礼部尚书侍郎和一些他们的同情者去颐和园见慈禧太后，告诉她被她扶上皇位的那个小袁世凯伙子正在把国家这条船往死路上开，请求她再次出来掌舵。她以她那出了名的全神贯注和尊重的神态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并无任何表态地让他们走了。
皇上听说了他们的行动之后，火速派了个信使召袁世凯到宫里会面。袁世凯到来之后，他给他下了道旨，要他回天津去，除掉他的上司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他手下的12500人的军队来北京，包围住颐和园，不准人进出。这样可以将慈禧太后困在里面，使他的改革能够继续进行。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跟皇上政治手腕的不同。当太后让两位官员中一位自由派掌管军队时，她任命另一位守旧派为他的上司，这么一来一个人不通知另一个人、不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就不能行动，像这样的圣旨也就不起作用了。真要执行小皇帝这道圣旨的话，袁世凯就不得不犯下两大罪行：谋害和背叛。前者针对一位上司，后者针对任命自己而且统治国家达三十七年的太后，不管哪一种都会使他遭中外人士的唾骂，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不但如此，倘若他执行了这道圣旨，就会引发保守派的叛逆，就会使他们征集起一支规模大十倍的军队，就会以袁世凯企图叛逆为借口将他和他12500人的小小军队完全打垮。
新建陆军训练于是袁世凯做了他惟一可以做的聪明事。他来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那里，给他看了圣旨，请他定夺。荣禄要他把圣旨留下。等袁世凯一出门，他就乘上火车赶到北京，拜访了庆亲王，然后两人一起来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看了圣旨，向她提出不妨回紫禁城，在治国方面对皇上训导训导。
慈禧太后在当年夏季的这几个月里行动一向十分谨慎，已经放手让皇上去表现他的统治能力，所以很难责备她为什么不愿意无缘无故就被关在颐和园里。当这两位重臣前来请求她再次执掌朝政时，她叫来了自己的轿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没带军队，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宫内那些太监护卫着，一旦出起事来也足够可以抵挡皇上的那些太监了。从她训政以后处死了他的一些仆从这件事看来，她当时带着这队人并不是毫无必要。
皇上听说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叫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而他自己则想要躲进外国使馆，但还未等到这么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于是，光绪结束了他的亲政生涯，开始了囚徒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