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身材瘦小，身体虚弱，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他的眼睛大而忧郁，面部微呈橄榄色。他的表情透着随和，更多是表明了梦想而不是将梦想付诸行动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后裔中有这么空灵的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不过光绪皇帝也许可以被当做运气不佳的东方圣人的典型。
——查尔斯·约翰斯顿《中国的危机》
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龙驭上宾”那天，两乘轿子出紫禁城西门，穿过皇城来到了元故城西部，一乘里面坐着东太后，另一乘里面坐着慈禧太后。街上灯光朦朦胧胧。两乘四人抬的轿子被手持内置蜡烛的丝质大灯笼的卫兵前后簇拥着，一辆沉重的马车殿后，里面坐的是供替换的轿夫。她们所要进行的是一项重要的使命——扶立一位皇帝——因为随着同治的去世，这个朝代的皇位第一次没有了继承人。她们的目的地是七王爷也就是她们的小叔子府上。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成功地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而这妹妹这时已经成了两个儿子的母亲。
慈禧太后将其中的老大，一个不怎么结实的三岁多的男孩子，从他舒舒服服的床上拉起来立作皇帝。人们难免会想像他打着哈欠，在半睡半醒地哭哭啼啼：“我不要做皇帝。我要睡觉。”但她将小载穿戴整齐，从幸福的家庭之中、挚爱的父亲和母亲和快乐的小弟弟那里带走——光绪帝从此远离了广阔而美丽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自由来去，有玩具可玩，有别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做游戏，有富贵家庭中孩子喜欢的一切。为了什么呢？她把他抱在怀里，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带进了紫禁城——对他来说显然意味着“禁闭光绪帝”，里面他的世界是一平方英里，空荡荡的高墙内没有自由，没有别的孩子。他是数千太监和女人当中惟一的男人。第二天早晨，当皇族齐集，就慈禧太后的丧子之痛表示慰问时，她把小载抱到他们中间，宣布道：“这就是你们的皇上。”
那时北京还未对外开放，在东交民巷坐落着两家商店，都是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而开设的。这两家店为各使馆提供大部分日常食品。它们与各使馆离得非常近，而且又小，好像根本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它们注定要对中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影响。有一家是一个丹麦人开的，卖些能让北京的中国人喜欢或者少数几个欧洲居民用得着的外国玩具、布料服装、干货和蔬菜。也凑巧，满城转悠着想找什么东西来讨好小载的宫中太监不知怎么正好就来到东交民巷的这家店里，为这位小皇帝买了些外国玩具。
他们为找中国玩具已把城里搜了个遍，去过所有的集市，到过所有的玩具店，找过所有的小贩，把那些特地为小皇帝制作的精品高价买了来。它们中有啼鸣的公鸡和咕咕叫的母鸡，汪汪叫的狗和哇哇哭的孩子，八音球和八音车，鼓角、空竹和帐篷，还有布狗和布猫，骆驼、大象和猛虎，以及林林总总、数以千计的其他玩具。倘若有别的孩子和他一起玩，这些也就够了。但他没有一件看得上的，它们全都缺少能够启发这孩子天才的那种微妙的东西。
外国玩具中有一些是藏了弹簧的，它似乎一下子就使死的东西活起来了。旋紧弹簧，它们会自己动。这正是这孩子所需要的——能使他这种天生爱机器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即使是布吉和托蒂①想知道“什么东西带动轮子转”也不过就是小载那样。玩着玩着，他的好奇心抑制不住了，于是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把它们拆了开来，发现了藏在里面的弹簧。这不但叫这孩子开了眼，也叫太监们开了眼，他们跑去买来更奇异、更复杂的玩具。没过多久，在那位富有事业心的丹麦人的怂恿下，欧洲的玩具厂商开始造起了为这位住在北京黄色琉璃瓦宫殿里的杏眼小皇帝专门设计的玩具。
①布吉和托蒂，均为J·哈勃顿（生平资料不详）的小说《海伦的孩子》中汤姆·劳伦斯上校的孩子。
随着这孩子的长大，丹麦老板的生意也发展了。他的货物数量和品种都有了增加，而载仍然是能让他挣大钱的主顾。他的货里有八音盒和八音车——真正的八音车，不是中国店里的那种——火车、轮船、自鸣钟以及拔出转柄就会报小时、半小时、一刻钟的瑞士表，所有这些东西太监们都换个儿买了带进宫去。随着小皇帝渐渐长大，丹麦老板也从他不竭的货源里提供与之年龄相称的玩具，直至欧洲适合孩子玩的复杂而奇妙的玩具全都被光绪玩过了——“光绪”这名称就是“继续明亮颖悟”的意思，而他似乎并不辜负这一名称。
我们不想让人以为光绪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他不是。倘若当时宫里传出的话可信，那么他是有他的脾气。如果他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就会躺倒在肮脏的地上又是蹬腿又是大叫，闹得简直“沸反盈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妻子告诉我，她去中国人的家里访问，当他们在她面前放上她特别爱吃的食物，而她一边放量吃一边夸耀自己胃口多么好时，女主人总要笑嘻嘻地问她：“我们要不要像太监对皇上那样，跪下求您别吃得太多伤身子呀？”光绪没有父母亲的约束，成天受着太监和侍女们奉承，被惯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被惯得更坏。
1901年，朝廷去了西安，紫禁城的正门由我们的海军士兵把守。有一天，我得到一张通行证，进去参观了一下。皇上的居所是一系列中国式平房，砖地，上盖瓦片，纸糊的窗子中间安着玻璃。房屋的东边好像是卧室，大约20×25英尺。南面全是窗户，一头到另一头全摆着钟。钟是各式各样的，从精巧的法国景泰蓝钟到有一个鸟跳出来报时的最为复杂的布谷鸟声自鸣钟，每座钟都自顾自地滴答滴答作响。房间的许多地方都有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座到三座钟。墙上挂着造形极为奇异而独特的瑞士表。还有的家具就是屋子中央背靠背放着的两张沙发、一张放着他所收藏的钟表精品的镀金小桌和几把套着毛绒和丝绒椅套的外国大椅子。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休息，身子底下即刻响起一个藏在椅垫底下的音乐盒发出的好听的音乐。这不但出其不意，也让人放松舒坦，这时即使什么地方跳出一架电扇来扇着我入睡，我都不会惊讶。这屋子真是个东方神话。
当光绪是个少年时，听说这个仅在孩提时见过的巨大神奇的世界上竟有种以雷电的速度向远距离城市和省份传递消息的方法。几个世纪以来他和他的祖先都是用信使和驿马传送他们的诏书和邸报——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而将它们一霎那就发送出去，这种可能性使他怦然心动。他是个喜爱实干的人。我们以后会看到，他做事总想越快越好。于是他下令替他搞套收发电报的设备，又拿去像玩他那些极巧妙的玩具一样“玩”了。就这样没多久，朝廷就在全国用上了电报。
一天几位官员来汇文书院找我们，交谈中他们说道：
“皇上听说洋人发明了一种话匣子，是否有这回事？”
“不错，”我们答道，“学校的物理实验室里就有一架，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有一架老式的脚踏式爱迪生留声机，看上去十分像缝纫机。我们带他们到实验室里，让其中一人对着留声机说话，然后用它把话复述出来。这些官员很高兴，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来了，一定要把留声机买下来当作礼物送给皇上。这是邀宠和升官的捷径。
火车图接着皇上又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火轮车”，但他是否也听到过他们曾在上海附近的吴凇造了一条小铁道，结果被中国人买下来拆了丢进河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许多官吏和老百姓做的事从来没有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去过。可是不管怎样，光绪听说了铁路和用火开的车之后就想要，而且直到沿着紫禁城内的荷花池畔建成了一条窄轨铁道才算满意。欧洲的工厂造了两节小车厢和一节机车，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带领宫廷女官们乘坐这不同寻常的旋转木马一游了。1901年我去紫禁城时，那铁道、车厢和机车还在，但没等到朝廷回銮就被联军中的有些人当作宝贵的战利品运到欧洲去了。
他听说铁道之后不久，又有人告诉他外国人还有“火轮船”。当然他又要的。我越过横跨荷花池的美丽的白石桥时，就看见附近停泊着三艘小汽艇。显然用过很久了。我在颐和园的湖中见过与此相似的汽艇。有人告诉我光绪未成年时，遇到放假的日子，常让人把这些汽艇拴在龙舟上，带了宫廷女官们在夏天傍晚的阴凉中去湖上游览，就像后来慈禧太后招待外国客人一样。慈禧乘坐无篷平底船游玩
那些日子里，光绪皇帝注意着外国机械方面的每件东西，他对一切发明都感兴趣。这方面他跟全部中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们的脸永远是朝着后面的，他们的最高愿望是能达到过去时代的那种海晏清平，能有他们祖先那样高尚的品德。在光绪帝即位的一百年之前，他的祖先乾隆统治满一个甲子之后，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免自己的在位时间比祖父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这种往后看的情绪之强烈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主要的目标是拥有和掌握使西方人得以凌辱他的人民的每一种方法。
当他听说外国人有种跟十、二十、五十或者五百英里之外的人进行交谈的方法时，他并没像那位老农民那样说“不能吧，俺那小子约翰嗓子是这一带最响的，可他也不能叫两英里外的人听到啊”之类话。光绪却相信，他马上下令给他弄部电话来。
1894年，中国的基督教女教徒决定来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新的字模准备好了，最精致的洋纸搞到了，这本书的制作以最好的印本为目标刻意求精，金框金边，银质书皮上压印出竹子的图案，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然后把这银盒子装进一个红毛绒——红色象征着幸福——的盒子，而这红毛绒的盒子又放入一个雕刻得漂漂亮亮的柚木盒子，柚木盒子外面再套上一个普通的盒子，由英美公使带着送到外务部去，让他们转呈太后。
第二天，皇上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就是卖给他的百姓的那种。几天之后，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每天带着花和蔬菜去宫里的园艺师和花匠——像是知道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偷偷来找我，说道：
“宫里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大事。”
“是吗？”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以前我去宫里，”他说道，“太监们都对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跟我极为亲切友好地谈起来，问我有关基督教的一切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们，他们仍然跟我谈着，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最后我饿得肚子咕咕叫，站起来想回家。他们一再挽留我，送进来一桌饭菜，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德福音》。”
“他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正是这么问他的。”他答道，“他告诉我他是皇上的贴身侍从，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德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而他就坐在桌子前，把抄好了的摊在面前学习。这名太监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看得清纸上的字。”
详细询问后，我发现那太监除了通过他说的那种情况，实在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还有路德福音。这人被一天连着一天邀请去和太监们一起吃饭，直到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全部给他们讲了。这之后他们请他把他所属教堂的教区牧师带去和他们一起吃饭，再给他们讲讲路德福音。那教区牧师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不太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但禁不住一天连着一天地请，最后也就陪着园艺学家去了宫里。
吃饭时教区牧师谢绝了敬酒，于是那太监说道：“喔，对了，我听说你们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于是作为殷勤的待客之道，酒被放到了一边，席上没人再喝了。下午他们带客人去参观了宫中一些建筑，借了笔三百元的款给园艺学家扩大他的设备，还送给教区牧师许多种礼物。
不过，不要据此推测道皇上正在变成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使不仅北京，而且许多外省的民众也开始学习它，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早在1891年，他就颁布了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其中说道：“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即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中国人说他有时候对太监进行考试，让他们按班站成一排排，就读过的书上内容对他们进行提问。
有一天，三名太监跟着上面所说的那位园艺学家来拜访我，目的显然无非是看看外国人，对他的家瞥上一眼。其中的一个较其他两个年龄小，智力超过他们那一类人的平均水准。几天之后，园艺学家告诉我一件事，说明了皇上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暗示过了的——即他冲动的性格和难以控制的脾气。他要几个小太监到他这里来，但大家都有别的事，没来，只来了那个小太监一人。那个小太监跪下磕头时，皇上飞起一脚，踢在他嘴上，不仅踢破了他的嘴唇，也造成了别的伤害。园艺学家又说道：“服从命令还要加以处罚，这种人还怎么治国啊?”当时真有许多中国人觉得慈禧太后该像良母责罚劣子一样责罚皇上，虽说从他所做的其他事来看，他这种来自遗传又有所发展的性格与其该责备，还不如说该受到怜悯。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学英语。他下令任命了两位教师，并一反所有的惯例，允许御书房中的光绪帝他们在教他时坐着，而不是跪着。他挑选教师的时候，我正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教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他匆匆忙忙地急于开始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访问了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以寻找适合初学者使用的初级课本。他们来拜访我们时，我们彻底搜寻了一遍，最后马科思·L·塔夫塔博士发现了一本漂亮的绘图初级课本，是他为他的小女儿弗兰西丝带到中国来的，就给光绪送去了。
一天，有个太监前来拜访我，说皇上听说各种各样的学习机构、教育协会、田径以及其他团体用中文出版了一些书，都是从欧洲语言翻译而来的。我当时是两三个这类协会的监管人，手里有许多种中文书籍。所以我就把当时我在书院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科学书籍叫他转送给光绪帝。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带了一个苦力替他提着御膳房做的火腿以及一盒盒糕和水果，是送给我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谢，赏了苦力几个钱。我本来不是什么食量大的人，等到他走之后，就把这些转送给了我们的仆役。他们告诉我说宫里的肉确实非常好吃。连着六个星期，这太监天天上我这里来，我不给皇上找本新书出来他就不会离开。这些著作也许是文学方面的，也许是科学方面的，也许是宗教方面的。他对任何派别或机构出的书都一视同仁，一样积极地加以搜寻。有时候我被弄得只剩一本小册子，最后不得不从我妻子的私人藏书室取出她的中文医学书让他给皇上送去。我知道别的太监也在访问负责其他书籍的人。当时所有译自任何欧洲语言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
有一天，这个太监看见了我妻子停在廊上的自行车，说道：
“这是种什么车？”
“这是一种能自己动的车。”我答道。
“您怎么乘坐呢？”他问道。
我把自行车从廊上推下来，在院子里兜了一、两圈。他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等到我停下时突口而出道：
“这真奇了。它怎么不倒下来呢？”
“一件东西在动时，它是不会倒的。”我答道。这也不只是说自行车。
第二天他来时说道：“皇上想要那辆自行车。”我妻子同意了，让他把车带给光绪。这之后没多久，就传出消息说皇上曾试着骑过那辆自行车，他的辫子夹在后轮子里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