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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作为反动派的慈禧太后
作者 : 何德兰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直到现在,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是我们称之为慈禧太后的那位夫人。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其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意志和感觉缺乏一个赖以遵循的明确中心,外交是失败了。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永远只有依靠军事力量。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就真的不大可能打交道吗?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间,德、俄、法、英从光绪皇帝无力的手中攫取了中华帝国四个最好的港口,弄得中国连集结一个舰队的地方也没有。整个国家都愤怒地沸腾起来,甚至我们的教会学校里,每篇文章、每场演说、每次对话或辩论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如何改革中国和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学生们、青年改革者们和外国人都认为光绪的路走对了。但中国的大官却疑虑重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疑虑——进步的和守旧的都一样——慈禧太后才被要求重新训政。

    慈禧太后的敌人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看,在遭到列强的巧取豪夺之后,如果是由他们当政,他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说她是排外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形下,你们会和德、俄、法、英诸国眉目传情吗?必须坦白地承认,她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并与迷信的拳民结盟,那是太不明智了,但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呢?处于她那种几乎要被淹死的情形之下,爱国的拳民好像是一根巨大的原木,你难道就不会——当然喽,如果你的理智还相当健全的话,你是不会——你难道就不会用手去抓吗?

    某位批评她的人说:“一般人认为,康有为向光绪帝提出,要是皇上想确保自己的地位,他就必须让慈禧太后退休,并将荣禄斩首。”这似乎合情合理。但它如果是真的的话,情况一定十分危急,使改革派不得不开始杀他们最大的对头、并幽禁那些曾给改革派大权的人了。然而当时还没有人要对改革派动一只手指头。不知你注意过没有?我们对手所做的受到我们强烈谴责的事,如果我们这边的人做了,很快就会得到原谅。谴责慈禧太后杀害六位青年改革者的人,对光绪帝下令杀掉荣禄和囚禁他的养母就很乐意加以宽恕了。

    北京有两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以庆亲王为首的进步派和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么想的:“进步派和改革派过时了。他们已经试过他们的法子,可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只有和平——可那和平总是疆土换来的。现在我想试试另一个法子。我不想再把港口送人了,面对每一回侵犯,我都要抵抗到底。”于是她对谋杀德国传教士一案时在山东巡抚任上被革职的李秉衡大加青睐,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无疑保证过在那片疆土上对外国人的侵犯抵抗到最后一刻。同时,而荣禄作为直隶省和北洋三军的统帅则被留在了北京。随后慈禧太后又任命另一名与李秉衡同样排外的保守派刚毅巡视全国的防守情况,并为枯竭的国库筹集巨款。去南方各省活动的刚毅这时筹集到了不下二百万两银子,显然都用在购买枪支弹药和备战上了。慈禧任命另一个同样守旧的满族人毓贤接替李秉衡的山东巡抚一职,后来的拳民之乱就是由他造成的。当他由于外国人的反复请求被从山东巡抚任上撤换时,她还在北京接见了他,对他进一步加以恩赏,并派他担任邻近的山西省的巡抚。后来的屠杀,几乎全都是在那里,在他的管辖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认为,毓贤就是整个义和拳运动,因为杀尽洋人似乎就是他的计划。

    但是在如此深结保守派的同时,慈禧太后并未与进步派一刀两断。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端方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而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两派当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为她服务了。接着她开始发出谕旨,收回那些光绪帝早先所发改革诏书。这些谕旨中,1898年9月26日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下面这道措辞最为得体、最能体贴皇上的情绪了:

    “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本意。

    “所有现行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转多摭饰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裁撤。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

    我请读者研究一下,如果还不明白就抄写一遍,看看改革的精华是否真让慈禧太后给抹杀了,即:“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要是不幸的传教士、遭黜贬的官员以及可以“自便”的民众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前面的谕旨颁布三天之后,就是9月29日,慈禧太后又假借皇上的名义下了道诏书,命令惩处康有为及其同党。如果康有为真无缘无故地建议皇上杀荣禄、囚太后的话,要是你处在她的位置上你又会怎么对待他?诏书说道:

    “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这个诏书以及处决了一、两个别的官员,可以算是慈禧太后最大的罪——确实罪行不小——不过完全不能跟“好女王贝丝”①的那些罪过比。

  ①好女王贝丝,指英国都铎王朝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在位时期厉行专制统治,初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现在我们来谈谈据说是慈禧太后发给她的督抚、将军和提督的一封密诏,日期为1899年11月21日。我将此视为这位伟大女性所实施的一件最伟大、最勇敢的事情。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之后,意大利步别的列强的后尘,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但它遇到的掌权者变了。它和每个别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中国对此的回答是断然拒绝, 而且开始为抵制这种欲望作准备。不久事情时局图变得很清楚,意大利想要取得三门湾的话,就必须通过战争。可它对战争并没有兴趣,所以要求就收回了。这件事对理解前述11月21日的密诏(见下)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时事艰难,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目下中国财力兵力而论,断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负情形非可逆料。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预存一和字于胸,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特严行申斥。

    “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忱,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

    某个批评她的人指着上述诏书的最后一句问道:“这话不是挑战吗?”我们答道:是的。慈禧太后渴望通过抗争来拯救先人的家园和坟墓,使其免于受到破坏和劫掠。北美十三州不是为了比这更小的事就向英国挑战吗?日本不是为了比这更小的事就向俄国挑战吗?慈禧太后不惜一战,不是为征服,而是为自保;不是为荣耀,而是为家园;不是为邻居的嘲笑,而是为“强敌”的“凭陵”。她的不明智,不在于不惜一战,而在于把迷信的拳民这种乌合之众当作结盟和依靠的对象,在于相信她“数万万”毫无约束的“壮丁”可以抵挡西方来的数千或数万名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聪明士兵。

    1902年法国明信片慈禧太后不惜一战,而不是软弱地屈从欧洲列强的领土要求,这可以从以下总理衙门发给督抚们的诏书中进一步得到证明:

    “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她派了两个特使去日本,希望与其就西方来的白祸达成一项防卫联盟。但这一次千虑一失,她在人员的挑选上犯了个错误。这两位使臣跟我们一般所见的黄种人不同,对他们的使命泄露得太过分,最后被不体面地召回,而条约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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