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 妖
陪我逃学的兄弟，一块儿抽烟的兄弟，你们在哪里？小学是我们无忧的乐园，挥舞书包呼啸成群，阳光刺眼、尘扬大地。我们老大的哥哥曾被劳改，这让他在小学期间无人能敌；我们挑选最甜净的女生在她上学、放学路上设伏出击，而对据说跟“社会上”有来往的女生则心存疑虑。
小学毕业，老大和最风光的几个男孩儿从我们当中消失，之后几年，他们的名字在若干次严打中若隐若现终至沉寂，留下我们在初中更加破烂的教室，度过更加破烂的年少。
我们看不上任何一个同班女生，她们要么和社会青年来往在我们放纵的想像中更加放荡，要么打着小报告精神地当着小班长、小组长；我们多余的精力常常使打架变成血战，别人的血令我们吃惊而自己流血却异样的平静，流血意味着群架的结束，我们突然懂得害怕，一哄而散各自包扎，回家捱过父母再一次痛打。
晚自习是充满暴力的时候，回家路上有“社会上的”压低声调不无讨好的借钱，而他们往往是我们小学的兄弟。这时候一次打火机的亮起可以变成一次老友重逢，否则就是黑暗陌路人痛殴逃跑和鼻血。他们已经在使用水果刀或弹簧刀，廉价的刀片因其迟钝而加剧疼痛。我们别别扭扭不愿上学，却吭吭哧哧讲不出道理，我们还不知道承认恐惧需要比恐惧更大的勇气。于是我们携带刀片准备反击，当被老师体罚，裤袋里的刀子像烧红的铁片，跃跃欲试伤人伤己。
除此之外，初中我们过得还算自在。父母都上班时大街是我们的课堂，投影厅里有不间断的梦想。周润发教会我们做人的准则——很多年后我发现这些准则过于高尚；而钟楚红的烈焰红唇让我们在夜晚心房膨胀不能自已。
每年春节都会有来历可疑的歌舞团在最热闹的地方搭棚，唱歌跳舞，模仿明星或观赏侏儒。我们挤在台下津津有味地度过青春。总是有谁的表姐在某个夜晚随某歌舞团一起消失，有时候也会经过父母同意，这通常在歌舞团看起来比较正规之时，而她们经常是周围长的最美的一个。这些总会使留下的平庸之人艳羡不已，却没人知道哥哥们那隐秘的伤心。
很长一段时间，县城里来来往往都是背着吉他的年轻人，他们用音乐抵抗平庸，他们的忧伤如出一辙。
而剽悍的哥哥们则去四面八方学习武术，然后，就和随歌舞团消失的表姐们一样音信渺渺。
许多年后当电视已能收到几十个频道，候鸟般走穴的班子已不被欢迎，我看到他们卸去棚顶在露天跳舞，那些穿的太少、嘴唇发紫的女孩儿里有没有我的表姐？而她们早已被人们忘记。
回到我们的初中，极少有人想上高中考大学——既然我们可以顶父母班在出生地谋到饭碗。在度过黄金校园时光后我们成为待业青年，等待父母跟单位领导或争吵或哈腰等待上班，同时羡慕那些当兵的兄弟，他们穿上军装坐上火车，去了没听说过的远方。
女生们也一样。进入邮电局或银行的被盯死，未来几年中说媒人将络绎不绝。而棉纱厂则为父母没有门路的指引方向。很多年后，全民工或集体工成为历史，而当时却使她们付出几千或上万元的代价。她们并不知道，几年之后，国营也会倒塌，她们将每月领200块钱然后在街边摆摊做手工馒头、小米稀粥——就像现在，傍晚之后，举城炊烟。
还是让我按时间顺序从容叙述。取代歌舞团的是“下海”，它让所有男人眼馋心慌，我们开始停薪留职，兄弟们见面的时间少了，掏出来的烟盒开始有了区别。有的人矮了半截并再也没直起来过；有的人在本地开了小商店沾岁月油腻；有的人则去了遥远的南方。
学小马哥叼火柴的兄弟，背吉他忧伤走过人群的兄弟，你们在哪里？一次次的分化使我们消失在单位和家里。街边那一排摆地摊儿的是你吗？每月为200 块钱苦留厂里的是你吗？考上成人高考不知所终的是你吗？从南方回来恳求领导继续上班的是你吗？你们当中的一个，23岁考上大学，30岁时他拍出了记忆，记录我们所有的幻想、拼命挣扎和于事无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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