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玲
重看贾樟柯的《站台》，心中依然戚戚。这般年轻怎么会对生命有如斯悲苦体会？踏入千禧年，黄建中在《我的一九一九》中借顾维钧的故事道出了今天中国人的情怀，片末一个大大的“不”字概括了几代人的恋结与抒发，然而，那个历史舞台上尽是英雄好汉，没有小角色的份儿。贾樟柯看到的倒只是些面目模糊的虾兵蟹将，历史的花册上没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走在现代化经济战场的前线，却连吭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就倒了下来，尸横遍野。
到头来都是一台戏
有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曾几何时，山西这地方也有过显赫的岁月，古老的城墙见证过无数风流人物的故事。80年代的年轻人却只想走出汾阳这座小小的围城。崔明亮长得相貌不惊人，大概上过中学，70年代末在山西省汾阳的一个工宣队歌舞团工作，跟同团的尹瑞娟要好，却又吊儿郎当，尹瑞娟虽然也喜欢他，却又不甘心留在这个小镇，也很清楚崔明亮不会有大出息，拒绝了他的求爱。崔明亮的童年好友张军去了广州找出路，寄来一张名信片，上面写着“花花世界真好！”年轻的生命被困在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上，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火车矗矗驶过荒凉的山区，他们只能把欲望寄托在放肆的喊叫声中。影片开始时正值1979年，这班年轻人在台上演出《火车向着韶山跑》，他们骑着木凳当火车，台上绝不欺场，大顽童们“轰轰轰轰”地扮火车叫，背后若隐若现地传来真正火车的声音，真的假的混和在一起，漆黑的画面上清清楚楚地打出“站台”二字，一点也不含糊。个体的人生、宏观的历史，到头来都是一台戏。分别是，名角大将站在辉煌的舞台上披袍挂甲，手掏翎子，威风凛凛；无名小卒则只能在简陋的站台上，捉襟见肘地扮演着寻常人家的悲喜哀乐。
片中的一伙年轻人，向往山外的花花世界，随着流浪艺团离开汾阳老家，他们坐在货车上走出城门，渐去渐远，然后是……回来、离去，再回来。他们的发型变了又变，但千变万变还是逃不出命运的五指山。他们都走不了，尹瑞娟没有考上演艺学院，也没有嫁给牙医，最后还是她主动找崔明亮，结婚生子。片末，崔明亮像堆烂泥似的瘫睡在长椅上，尹瑞娟倒兴致勃勃地哄着小孩儿，生活虽然不若她想像中的色彩斑斓，但这平凡的小小快乐倒是在她的计算和掌握之中的。一伙人中真正走得了的，只有张军的女友钟萍，也似乎只有她是真正地享受着自我流放的自由，但她亦为此付出了不轻的代价，她本来也憧憬着属于她和张军的平凡的小快乐，然而，最终的失望令她头也不回地离开老家，离开是因为心死，和希望无关。
二十年前山西的故事
另一个可能离得开老家的，是崔明亮那在汾阳念书的表妹，其艰苦经历的背后，是世世代代层层叠叠风化成磐石般坚固的绝望。看过《站台》的，谁忘得了崔明亮那木讷的表弟？他虽然目不识丁，却比旁人都清楚那一纸矿场卖身契的意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得像老人面孔的五元面钞来，托表哥崔明亮交给妹妹，并叫她一辈子也不要回到山里来，镜头所及只见一片穷山恶水，荒荒渺渺，他把早微的欲望压缩成一张扁平的照片，随身携带，夹在发霉的帽子和凌乱的头发之间，不知道他可有翻身的一天，因为他连语言的掌握能力也没有。倒是崔明亮的父亲，适应能力特强，这厢还满口大道理地骂儿子穿喇叭裤是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那厢倒又很快尝到了经济改革开放的甜头，又是开铺又是养小老婆，活得兴致甚高。在片中，他可是整个商品化浪潮中的惟一得益者。其他人呢，大抵只能将就将就，含含糊糊地活下去。
贾樟柯眼中的80年代故事，绝对不是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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