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新疆情缘
我们每家都有了招待客人的最高级食品――馓子。
母亲因当年的清纯活泼的性格曾被同学们亲热地称为“小燕子”，但新疆生活并不像她最初想象的那么浪漫。母亲要给那些个头快与她一样高的维吾尔族学生从a，o，e开始教授汉语。在初期教学中，维语还并不十分精通的母亲常遇到些不好管教的学生。
有一次，实在维持不了班里的纪律，母亲便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天安门，然后含着眼泪说：“我的父母住在这里，我离开他们有上万里路那么远，是为了让你们学好汉语，我想念他们。”班里一片肃然，此后再也没有人调皮捣蛋。
后来，母亲的一个学生因车祸受重伤在乌鲁木齐住院，母亲多次去看望问候，等到那位学生康复后上学，他的家长来到学校拉着母亲的手说，“老师，谢谢您，您去看了我的儿子七次，七次呀！”母亲只说，我的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却绝口不提她如何乘长途班车颠簸，又如何在风雪中徒步市郊的遭遇。就这样，母亲在教师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桃李芬芳中交融着她和同伴们的汗水。
母亲离家时还年少，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刚工作时，母亲住职工宿舍，学校规定让她们轮流值日做饭。有一次值日，食谱上要求做拉条子，母亲蹭了满脸的面粉也把面揉不到一起，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拉条子下到了锅里，捞出来却成了面糊糊。母亲为此痛哭一场。
后来，同校的维吾尔族老师经常帮忙指点，母亲终于做得了一手新疆饭。
母亲所在的学校，家属区都是四户一排的土坯平房，四家人共用着一个大院和菜地。维族邻居总是帮我们为葡萄剪枝埋墩，我们兄妹几个小时候也经常被交给邻居家的老人照看。
从七十年代开始，新疆人的生活水平逐步在提高，那时候过春节也讲究炸馓子。从我记事起，每年过春节，母亲学校的几位维吾尔族老师都要按照准备过穆斯林节日时一样，走家串户展示手艺。她们总是用洗衣盆那样大的面盆和上面，然后几个人围坐在炕上，边唠着家常，边七手八脚忙和，揉、拉、炸、盘各有不同的分工，母亲只能轮上打下手。半天过去后，一盘金光灿灿的馓子便做成了。随后的几天，她们还要到其他的汉族同事家帮忙。春节的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了招待客人的最高级食品――馓子。
那些年，父母工资收入微薄，除了供养老人和弟妹，最重要的一笔支出就是母亲回内地探亲的路费，那时火车从吐鲁番到北京需要四天三夜，我们兄妹自幼便和母亲一起在硬座上度过，到了晚上母亲便在座位下铺一块塑料布，让我们钻进去睡觉。八十年代后期，家里有条件坐卧铺了，年幼的妹妹却说卧铺不舒服，非要到座位下去睡，弄得母亲哭笑不得。母亲总说，那时候家里多余的钱全送去铺铁路了。
探家的时间总是有限，母亲更把长长的思念寄托在一张张内地亲人的照片上。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最珍视的东西是一本厚厚的锦缎面像簿，那里面密密贴着母亲离家前后收集起来的黑白照片，我们兄妹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围坐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年幼时的往事。
当时母亲逢年过节总会寄一些装满了葡萄干、哈密瓜干、杏干、杏脯等吐鲁番特产的包裹到内地，待到探家时又会用口袋或小纸箱装些新鲜的瓜果。就算到了站哈密瓜已有几处伤痕，鲜葡萄已经离枝成了果粒，只要内地的亲人每人能吃上一小块瓜或一小捧葡萄，母亲就会觉得很欣慰。她当时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列车员亲戚，这样就可以经常将新疆瓜果送上火车捎给亲人。许久以后我才明白，那些甜蜜的瓜果，在千里迢迢之中，是母亲的慰藉，也是内地亲人的慰藉。
后来外祖父因工作变动，举家迁到了长春。此后母亲每次探家时路程更长，还要转车，捎带瓜果的不便成为母亲长久以来的遗憾。记得有一年正值盛夏，我独自赴长春求学，母亲专门准备了两个纸箱装满吐鲁番最甜的无核白葡萄，还在箱上戳了许多透气孔，并再三嘱咐我在火车上时常查看通风。但因为天热，车箱内过于拥挤，葡萄箱一直塞在硬座下面，第三天快到郑州时，葡萄已有些离枝和变质，还招来了一些小飞虫，引得周围的人侧面而视。我当时极为爱面子，便索性请人帮忙将葡萄箱从车窗上扔了下去，但是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那些葡萄粒从箱中散落，在阳光下晶亮翠绿，就像一颗颗珍珠缓慢飞舞着，落在附近飞速退过的铁轨上，绿色的葡萄和黑亮的铁轨，让我第一次有了心痛的感觉。
新疆生活并不浪漫
有多少人也像母亲一样，把巢永远地筑在了新疆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上。
在吐鲁番生活的这二十余年里，我曾随着父母搬了三次家，自己又搬了两次家，始终都没有离开过绿洲路上的这个大院。我习惯了这个大院熙来攘往的路口，喜欢呼吸那热闹拥挤的菜摊货摊上混杂出的气味，喜欢和这院里的人们一起急急慌慌上班，又匆匆忙忙下班。大家三三两两的，在这不长的小路上总是方向一致，似乎赶路时无意中瞥过的眼神，衣袂扇出的轻风，脚底下踢起的尘土都已经令人熟视无睹了。
记得那年第一次随父亲从托克逊来吐鲁番，这个大院还只是仅有几排平房，在空旷的荒地上显得有些孤单。那回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里一片宽敞的空地上看露天电影《阿诗玛》，坐在稀稀拉拉的人群中，我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接触到了那幅叫做银幕的大布，还有那台咔咔做响放映着胶片手举到光亮里就会在银幕上看到投影的机子。因为事先没有带板凳我只好坐在两块摞起的土块上。这片空地上长着不少杂草和骆驼刺，当我想绕到银幕背面去看个究竟时，还差点被几丛骆驼刺绊倒。
第二年我们换了一套那时看上去很不错的大平房。搬家后我们先在前院里搭了凉棚栽了三墩葡萄植了两棵枣树种了几行青菜，夏天时院里常常横着竖着摆几张床，一家人就睡在葡萄架下。那时候大院里的治安环境还不错，我们家院子的门锁是一只用了许多年的旧锁，用任何一把钥匙都能打开。每天我们放学回家，就用自己旧军用书包上的铁扣拧开那把“万能锁”，在葡萄架下写着作业等大人下班。放暑假的时候，天气太热，我就和妹妹钻进后院的地窖里避暑，那是冬天时储存蔬菜用的，宽敞的足以放下我们做作业的桌椅。
那时候在做饭这样的事上，总是父亲和母亲联手，父亲炒菜母亲焖饭或煮面，后院的公鸡打鸣母鸡抱窝，兔子还时不时地下出一窝窝小兔崽儿，前院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垂下来，辣子、西红柿、豇豆轮番比赛着成熟……尽管后来这个家还经历过接通自来水管道、改装土暖气、改造菜地等等“大型工程”，但在父亲的精心和母亲的操劳下，一直显得井井有条。
后来我们结束了在平房居住的时代。此后的许多年，我们总是匆匆忙忙的来回奔走。在不知不觉间，这个大院的一切都在变化着，楼房多了，人群更拥挤了，那些过去带给大院人家多少安逸和温情的葡萄藤架也都不见了。时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多少年里母亲始终是牵挂着万里之遥的亲人。去年春节前夕，母亲好像是有预感似的突然决定回家探亲，进了家门，方知道外祖父已在几小时前去世，母亲痛悔不已。为了继续照顾已是风烛残年的外祖母，更为了让外祖母能够看到今天新疆与内地丝毫不差的现代生活，滞留内地多日的母亲又冒着“非典”的风险将83岁高龄的老人接到了新疆，一住就是半年。外祖母兴致盎然地在我们和母亲的陪同下，游了葡萄沟，看了火焰山，还差一点要骑到骆驼背上照相，又一处处参观了我们兄妹各自的家，看着一家家宽敞、舒适的生活条件，外祖母临走的时候直说，“新疆我真是没住够哇！”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子女都已成家立业，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地生活着，始终没有离开新疆。当我们偶尔打开影集，从现在全家三代十一口人的合影看到母亲两条长辫一脸灿烂地离开北京的照片时，总觉得她就像西去的燕子，再也无法回程。万家灯火中，又有多少人也像母亲一样，把巢永远地筑在了新疆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