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一个星期六上午训练结束后，教练让我们仰卧着，汗津津地躺在垫子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我们闭着眼睛，听着教练的声音。他让我们想像在即将开始的东部锦标赛上各自战胜对手。“想像每一个动作，想像出对手的反应，你下一招是什么。计划你的反击。想像完成整个比赛。你可以看见自己赢得东部赛半决赛时，把手举起来。”
我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可以赢得锦标赛。我无法举手。要我相信我可以击败I级大学代表队运动员是很不实际的事。我感到引人注目，尽管每个人的眼睛（除了教练的）都应该是闭着的。身上训练出的温暖而粘粘的汗水跟害怕而出的冷汗混杂在一起。我无法举起我的手，但我希望教练知道我确实有目标，并且我确实想赢。
后来我走到他面前，我的说话声尖尖的，“教练，要是我无法想像自己参加东部赛会怎么样呢？”他马上回答道：“你是对的，你应该想像自己参加自己的锦标赛或者想像自己在训练，把对手摔倒。”我说出了想法，感觉好多了。他会知道，我也明白，我举起手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我永远不可能参加的东部锦标赛。现在我们各自的现实可以融合了，我们会更好地互相理解。“你做得很出色。”我正要走开，他说道。“谢谢。”我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发现我的声音拿走了我全身的力量，使我又脆弱起来。这动摇了我。但是我生存下来了。我觉得很舒畅。
不久以后训练时，我跟詹姆斯和约翰一起练习。我们三人轮流转动，进入。我已经感到错位了，因为我是第三者。我觉得自己挡着道，不够格。我忍住了眼泪。今天会很艰难。詹姆斯问道：“要是你不每次三人对练都参加，而是过一会儿来一次，行吗？”我等着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应该清楚那不行。“你想每个三人练都参加。”他不耐烦地说。“是的。”我说道。我很生气。我知道我属于这儿，我知道我能做。此刻，我们都很愤怒，结果是，我们摔跤时，使出全身力气推、挤、拍、转。
训练结束后，詹姆斯问我怎么样，然后为拿我出气道歉。我说：“没事，我们都会碰到不顺心的日子。”我们继续谈着话。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确实想说的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是因为最近我认识到我得为自己做点事，”他说。“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是我需要一个能够挑战我的伙伴，那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缘故。”他说。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生气的忍了很久的眼泪从我脸颊上流下来。“你为什么来？”他问。“你为什么摔跤？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我可能就退出了。那是很难的。要是我对摔跤不完全当回事，”他说道，“我会把时间花在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我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要是我对摔跤不当真的话，我就不应该在这里。”
我想起了我们在卡罗尔的心理学课上读的约里·格雷厄姆的一首诗。它让我想起了跟詹姆斯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和我对摔跤完全相同的感觉。
春天绿色原野里
充满渴盼的鸟儿
在下着赌注，这意味着
在我的果园
它展开了双翅
在一座愤怒的
蚁山上，将要收起
拢成鲜嫩的
温柏树一样黄色的
羽毛的山脊
一些细小而愤怒的 生命
就要与它共存，惊慌地
毫无疑问
飞向深邃的
天空
在这颗羽毛的行星上，
新的生命……
我们不清楚为何
它们这样做
有时候它们会接受 几乎一切
灼痛的东西，伸开
它们的翅膀
在煤炭之上，在
香烟头上，
甚至，错误地，在几块
碎玻璃上
与此同时碎阳光继续
抚摩着它们
仿佛那是爱…… ……谁不想要
给自我
拿进某样灼痛的东西
或者割伤或徘徊
迷失在
身体之上？
——选自《理由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