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位英国勇士，退役的时候带回了整整一座图书馆。他对图书所懂得的东西，其实并不比一头野猪对唱诗班的和声所懂得的更多，他下令让那些卷册以这样的方式列队：“向我看齐，”他说，“精锐部队（对开本）在下面，主力部队（八开本）在中间，轻步兵（十二开本）在上面！”
塞缪尔·约翰逊巴结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其寡廉鲜耻的程度差点就赶上了历史学家吉本⑺会晤坎伯兰公爵时的风采。当时，吉本把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带到公爵的府邸。这部史书最初是以四开本印的，吉本带着这卷书并期望着送到的时候能让公爵高兴。公爵是怎么说的呢？“什么？”他叫了起来，“噢，换了个样子——大开本的，嗯？”
喋喋不休地唠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坚持认为欣赏趣味已经堕落，鉴赏能力已经死亡，这一套如今已成风尚。我们似乎不能认识到，这即使不是写作这个行当的黄金时代的话，也是作家们的黄金时代。
遥想往昔美好的时光，作家事实上是个受到鄙视、被人忽略的阶级。希腊人处死他们，因为幽默感抓获了他们。莎士比亚死后一百年来，他的同胞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除了萨克林⑻和他的伙伴们：在他的一生中，遭受了同代人的全面攻击；有一位批评者登峰造极，说他是一只炫耀借来的羽毛的寒鸦。弥尔顿被指控剽窃，他的一位批评者潜心多年，在古代著作中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找出和这位盲诗人的韵文相似的段落，汇编成册。就连塞缪尔·约翰逊的讽刺作品《伦敦》也被判决为剽窃。
看来，所谓往昔美好的时光是这样一个时期：批评家们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对于书籍和作家来说，成也在彼，败也在彼。他们杀死了查特顿，正如许多年后，他们加速了济慈的死亡。有一段时间，他们无所不能。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些专业暴君才开始失去控制，而当拜伦对他们举起长矛的时候，他们倒霉的日子事实上也就定了。
在这个堕落的时代，谁会在乎沃伯顿博士对一本书有何臧否之词这样鸡毛蒜皮的琐事呢？正是这位沃伯顿（格洛斯特市的主教），曾评论格兰杰的《英国传记史》，说它是一本“怪书”。这算是他老先生给予一本书的最高评价了——那些他不喜欢的书被他称为“糟书”，而他所偏爱的书则被称为“怪书”。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通过知识的传播，加之书籍的繁多和廉价，人们在智力上普遍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们感觉到有理由声称他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是故，批评家这个行当，像从前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代，算是彻底过去了。
回到悲叹人心不古这个老生常谈，我要说，这种风尚毫无新意。翻翻古代的记录，你会发现一长串同样的唠叨，喋喋不休从前的美好和现在的衰朽。希罗多德、萨卢斯特、凯撒、西塞罗和普林尼轮番上阵，悲天悯人地重复念叨着这本苦经。
世上有三类截然不同的人：凝望过去者，审视现在者，冥思未来者。在那些坚信人类进步的人当中，鄙人算是一个。我的理论是：过去那些最好的作品得以幸存，并通过这些书籍流传到我们手上，这是我们最宝贵的遗馈、我们最值得骄傲的财产和我们最钟爱的伙伴。
【译注】
⑴ 威廉·布莱克伍德（1776-1834），苏格兰出版人和编辑，创办了保守主义文学评论刊物《布莱克伍德杂志》。约翰·威尔逊就是以“克里斯多夫·诺斯”为笔名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他那些尖酸刻薄的文学评论。前文提到的“顽固的克里斯多夫”指的就是约翰·威尔逊。
⑵ 罗伯特·谢尔顿·麦肯齐（1809-1880），爱尔兰作家，后移居美国，著有《狄更斯传》等。
⑶ 路易·埃尔塞维尔（1540-1617），荷兰著名印刷厂创办人，古籍印刷出版家。
⑷ 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1450-1515），意大利学者和印刷商，在威尼斯创立了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约1498年），出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
⑸ 加拉蒙（1480？-1561），法国印刷字体设计师，因创立了标准印刷罗马字体而闻名。
⑹ 凯瑟琳大帝（1729-1796），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间1762-1796。出生于德国，1745年嫁给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靠宫廷政变登上皇位。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建立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⑺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罗马帝国衰亡史》。
⑻ 约翰·萨克林（1609-1642），英国诗人，其主要作品有《诗人的集会》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