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一些名人，自家撰写年谱，成为生活的一项内容。
清人形成写作年谱的风尚
年谱的源始，学术界业已有了共识，就是出于宋朝人之手，是他们创造了这种人物传记的体裁。通检年谱的创作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元的初创期，明代的有所发展，清代的形成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近期又有赓续者。
宋代的发轫期。南宋王质、吴仁杰分别编写陶渊明年谱，吕大防、程俱、洪兴祖、樊汝霖、方崧卿五人各自纂写韩愈年谱，文安理作柳宗元年谱，詹大和编王安石年谱，都是后人为前人写作。他们之所以动笔，大多是仰慕前人(具体地说是谱主)的风范、气节，以之作为楷模，表示学习和传扬的愿望。如王质，据《宋史》卷三九五他的传记记载，他任职枢密院编修，著有《朴论》50卷，后来不愿做官，“山居，绝意禄仕”，这不就是陶渊明一类人物吗?因之为陶潜作年谱就不是偶然的了。吕大防，北宋京兆蓝田人，官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观文殿大学士，为官持正，不结朋党，讲求礼学，“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显然他是敬重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和承续孔孟之道，故而为其作年谱。
明朝人编写年谱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自订年谱的出现。万历年间，嘉兴人周履靖，自号梅颠道人，博学多能，喜好金石、书画、诗词和曲艺，著述丰富，《明史·艺文志》著录有《茹草编》、《艺苑》、《绘林》和《画薮》，此外，还有《梅颠稿选》等书。他为自己写了题名《螺冠子自叙》的年谱。另一位明人张文麟，有自叙的《端岩公年谱》问世。
清代出现自写年谱的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人自撰年谱愈来愈多，人们写日记已然成为习惯，同时写年谱，与日记相辅相成，用来回顾人生，以自惕自励。这正如康熙晚期冯宸奉其师李塨之命为师编写年谱时所说的：“年谱犹日谱耳，日谱记功过以策励习行，年谱何独不然？”(《李恕谷先生年谱·序)将自订年谱作为省身手段。《碑传集三编》的汇编者汪兆镛(1861～1939)，清亡以后居于澳门，与移居香港的张学华(1863～1951)及王舟瑶三人，考虑到世事的变化，怕身后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误会，因而“相约自订年谱，记述生平行迹，以存其真”。汪氏于是动笔，从出生写起，至辞世前，写到59岁；张、王二位的年谱也已成书(《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小引》)。
造成清代自写年谱风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功利性，自纂或家属写，是为了感谢天恩祖德，以发达子孙，绵延家世；而对谱主则是提高知名度，以便国史馆立传之采择和私人为其作传。如提督杨芳(1770～1846)讲他为何自撰年谱，乃因出身行伍，获得高官厚禄，但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耳”(《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洪亮吉的儿子饴孙请求乃父老友法式善为洪氏写行状，是拿着洪氏年谱做资料去的，以便通过行状有更多的传记文问世，所以法式善说：
饴孙居丧次，不能为文，以余久故，知先生深，乃寓年谱乞余为行状，以待他日有道能文之士为铭幽文者之采择。（《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收入《洪北江先生年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人们为写作年谱，形成一种攀比心理，似乎同类型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拥有年谱的权利，否则就是缺憾。这种心态在明代已露端倪，万历间山西夏邑人马峦，与宋代名臣司马光是同乡，认为许多名人有年谱，而他的这位乡先贤却没有，于是为他编制一册。清人发展了这一观念，似乎名人必须有年谱。仍以司马光年谱讲，马峦所作极少流传，以致人们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康雍时期学者顾栋高编写过几部年谱，但未见马峦之书，因而以为“名儒大贤”的司马光“年谱独阙”，致使他的“敷陈之章奏，往来之书牍，无由合诸正史，考其本末，读者病焉”，于是着力为其编辑年谱，六七次修改原稿，并最终在友人帮助下获见马峦之作。再如黄宗羲的裔孙炳垕认为，其先人与王阳明、刘宗周是同一流人物，而王、刘的年谱早已流行于世，可是其先祖自撰的年谱已毁，造成空缺，作为其后人难辞其咎，遂于同治年间纂写并刊刻《黄梨洲先生年谱》。不想它一问世又成了他人的榜样，宣统间丁宝铨知道黄宗羲、顾炎武的年谱编写“缜密”，而与他们同时的名士傅山的年谱则甚为疏漏，“心为不怿”，乃作成《傅青主先生年谱》。这种攀比观念表明年谱的写作已深入人心，是风尚形成的标志。风气一开，年谱大量面世，仅清代人的年谱，就有八百余种，加上为前代人写的，当在千部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