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述《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说到仪征人才兴起的一个缘由，是移民的徽州盐商致力于当地文教事业，然所述甚浅，因而有进一步研究的愿望，现在探讨清代以徽商为主体的盐商与扬州文化教育、地方公益事业的关系，希望揭示较多的事实，以利认识的深入。
徽州商人的到达扬州，要比山西、陕西商人晚一些，大体上说，在15世纪及16世纪上半叶的明代陕西山西(西商)商人是两淮盐商的主角，而16世纪下半叶角色的变化，则是徽商日益占居主要地位，到17、18世纪的清代，徽商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了。
扬州是古代文化名城，历来以盐漕之利而著称，在清代尤其因盐业而凸显其地位。嘉庆间监修《扬州府志》的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谓扬州“盐荚之利，邦赋攸赖”（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阿克当阿《序》）。表明盐利不仅对扬州，更对国家财政有重大意义。他的同僚德庆则云：“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德庆《序》）说明了扬州在盐政、漕政、河政中的重要地位。扬州的繁荣，离不开盐利和盐政，这是人们的共识。清代徽商在扬州以业盐为主，典业居其次。嘉庆《两淮盐法志》写到，在扬州的原籍徽州休宁人，“多以盐荚起家”（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人物》），反映这种事实。因此说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是徽商的主体成分，所谓徽商、徽州盐商，可以视为同义语。徽商成为扬州社会新成员，新的社会活泼因素。
外来的商人要能事业兴旺，在新居地扎下根，安家置业，长子育孙，除了要会做买卖，更要像在“仪征”文中所说的，设法被当地民众接受，为地方多做好事，以取悦于土著。所谓好事，主要是大力参与地方社会建设，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即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水陆交通建设和社会慈善救济。在这儿我们将了解徽商在扬州进行的文化教育建设活动及其成效。
兴办书院和义学
扬州府、两淮盐政倡导书院建设，然而商人却是出力最多，造士甚夥，成就显著。所办书院主要有三所，即府城的安定、梅花和仪征的乐仪。梅花书院，创办于明中期，由地方官和盐官主持，先后名甘泉山书馆、崇亚书院，明末废。雍正十二年(1734)祖籍徽州的绅商马曰琯出资重建，所谓“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十六《学校》），定名梅花书院，乾隆四年(1739)由盐衙支给诸生膏火费，书院收留学生60名，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种，正课生每年给膏火银36两，附课生12两。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曰琯的儿子振伯呈请完全归盐院管理，运使朱孝纯劝告商人捐修，并定每年经费数额。书院平时有考试，由地方官主持的为官课，由书院掌院进行的为院课，都是每月举行一次，奖励优等者银两，连续获奖者升等。安定书院，系巡盐御史胡文学创办于崇祯十五年(1662)，雍正十一年(1733)巡盐御史高斌、运使尹会一，“以广陵名郡，人文渊薮，亟宜振兴，议即旧址重建，谕商公捐”（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商人和士人也希望仿照省会的书院规制办好书院，众商乃捐银7400两修葺一新。所收学生人数先后有所不同，初期定额60名，亦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等，给膏火费同于梅花书院，住院学习的，于常额外日增膏火三分，此外参加乡试，资送路费，中举者，则予树旗杆，送匾额的荣誉。两个书院的掌院，据李斗在《扬州画舫录》所说，“皆知名有道之士”。确实如此，康雍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如储大文，翰林院编修；陈祖范，国子监司业；沈起元，光禄寺卿；杭世骏，编修；蒋士铨，编修；赵翼，探花，道员；吴锡麒，国子监祭酒；姚鼐，刑部郎中；茅元铭，内阁学士，等等。这些人中，有的是诗坛领袖，有的是史学大家，有的是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几乎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都有传记，文章被收在《清经世文编》中。书院有名师，又给膏火费，尤其是发放岁科两试及乡试路费，颇能吸引学子就学，所谓“来学者，四远麇至”（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卷五十五《碑刻》）。两所书院，均以诸生、监生为教育对象，培养出一批科举人才和学者，诚如李斗所说，“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他们中有管一清，进士，善属文，工诗；梁国治，少时肄业于此，官至大学士；秦黉、秦恩复父子，皆进士、编修；任大椿，及其弟子汪廷珍，均进士，经学家；谢溶生，刑部侍郎；段玉裁，古文字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经学大家；汪中，经学家；刘台拱，精于三礼；洪亮吉，博通经史，今世以人口论著称；孙星衍，经学、音韵学家，等等。上面说的基本上是嘉庆及其以前的事，咸丰间扬州各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中恢复安定、梅花以及广陵书院，由盐衙将专门犒赏军队的一部分银子，经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批准，移作这三个书院的经费。仪征乐仪书院的开办与业绩在“仪征”文业已交待，这里不作赘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