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的公益活动
晚清南洋华侨同国内经济联系密切，渠道甚多，诸如侨汇，举办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向清政府捐饷等。华侨多系“卖猪仔”只身出洋，然而怀念父母妻子，把省吃俭用节余的银钱汇寄回国，赡养亲人。清朝驻德大使杨晟于1906年估计，南洋侨民每年寄给亲属的银钱在1000万两以上。1890年薛福成就新加坡一地而论，说在前此13年内，华侨携寄回国的钱财不下一二千万两。近年林金枝在《略记近代福建华侨》文中估算了福建华侨汇款数字，列表如下：
年度华侨汇款数字(元)年度华侨汇款数字(元)
1871～188443，540,000190719，156，000
1885～189814，540,000190819，368，000
1899～190460,000,000190921，700,000
190520,534,000191023，396，000
190619，898，000191119，368，000
福建的华侨90％以上在南洋，所以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从福建一省看，自1885年以来，每年侨汇1000万两以上，甚至2000多万两，数字巨大，杨晟等的估计一点也不过分。华侨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赈灾、修桥、办学、建善堂，乃至于修家庙、建寺宇。福建同安县华侨杜文艮在缅甸经商，于1887年至1908年用30多万两银子在家乡行善，赈济灾民，修缮双溪书院考棚，又给慈禧太后献玉佛，因此使其父母、祖父母得到二品诰封，李鸿章为他建立“乐善好施”牌坊；同县菲律宾华侨陈谦善，先后捐款赈济山东、顺天、直隶、福建灾荒，清朝给予一品封典；同县律华侨柯祖仕，“置祀田为祖祠祭费，设义塾供人来学，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粜，……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刻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清政府给予道员职衔；同县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志信，在本县筑路，平粜，重修凤山庙，赈济直隶河间府，受到清朝中宪大夫的封赠（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十六)；广东嘉应州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步南在家乡修桥，筑路，设茶亭，给松市口育婴堂、梅安书院、李氏私塾经费(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同县贡生陈国宝，于1867年同治六年往暹罗贸易，同时向该处华侨募捐，回乡重建县育婴堂，收弃婴百名（同上书卷十四）；番禺县新加坡华侨胡璇泽赈济山西灾荒，在家乡建宗祠，周济贫乏，助人丧葬费，187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新加坡总领事（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二），等等。少数南洋华侨开办机器工厂和建筑铁路。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即由华侨创设。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是民营的一家机器缫丝厂，它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由华侨陈启源创办。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梅县人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出资50万元，与谢荣光等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1906年铁路筑成，全长42公里。潮州籍的暹罗华侨组织华暹公司，购买轮船四艘，从事汕头与曼谷的航运业务，以免这段航运为外国人操纵。不过，总的说，华侨办实业不多。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指出，华侨“于祖国之振兴工艺诸端，鲜或措意及之”，因此才有陈子宣到新加坡游说华侨办工业，不要受人愚弄，爱好虚荣，捐赈捐饷得诰封。
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进行一些战争，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华侨也是慷慨解囊。左宗棠在福州办造船厂，资金不足，福建海澄籍暹罗华侨陈金钟捐银一万两，陈又有捐赈事，所以被清朝授予道员衔；另一海澄籍的槟榔屿华侨邱忠波亦从事海防捐献，也获得道员虚衔；前面说过的陈谦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捐银助饷；胡璇泽捐献银两，供给清军镇压太平军余部。
南洋华侨对国内的经济资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解决侨眷的生计问题，帮助侨乡人民安排生活。我国在18、19世纪人口大增，而耕地增加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同时，人民生计问题特别严重，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就给国内减轻了人口压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每年上千万两的钱银赡养亲属，使得相当部分的侨眷得到温饱，如侨乡潮州人仰赖侨汇为生的占到全部人口的40％～50％。华侨在家乡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惠及了乡亲，人们得到一些救济，有利于改善生活。1894年(光绪二十年)以降，嘉应州接连遇灾，米价腾飞，南洋华侨立即从暹罗、安南、缅甸运回大米，平价出售，遏止了米价的上涨。相比之下，1832年大灾，那时华侨少，无人进行平粜，潮州人吃了苦。这是侨乡人民得益于华侨援助的显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