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晚清，系指同治至宣统，即1862年至1911年的50年间。这时华侨大量拥向南洋，是清朝政府逐渐改变华侨政策和华侨祖国意识强化的时期。了解华人移民南洋的情况及其与祖国的关系，应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人向南洋迁徙，明朝初年业已兴盛，此后络绎不绝。比如，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60年间，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3000人以上，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15万华人（温广益等《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又如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道光《厦门志》卷八）。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政府同英、法等国订约，允许华工出洋，跟着出现华人出国的热潮，及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出国的人员骤增，纷纷进入美洲、非洲、澳洲，南洋地近中国，更是华人奔赴的处所。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讲，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几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说，每年去南洋的华人多达十五六万（王之春《使俄草》）。王、薛的不同数字说明南洋的华侨在逐年增多。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1860年为22.1万；1870年增至26万，平均每年增加3900人；1880年华侨34.4万，自1870年以来每年加多8400人；1890年华人46.1万，自1880年以来年增17000人；1900年华人达53.7万人，自1890年以来年增7600人（参沈己尧《东南亚——海外故乡》）。华侨的增长在前30年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势态。在缅甸的华侨，1861年有1万人，1891年增为4.3万，年平均增加1100人，1911年达到12.4
万人，自1891年以来，年增4050人（B·Φ·瓦西里耶夫《缅甸的华村社》），华侨数量迅速上升。华人不断地流入，到189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洋人口达300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薛福成疏），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400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杨晟文）。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50年中，华人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流入南洋各地，是真正的出国潮。这样使得这个时期的下南洋，人数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有持久性，这就使它与前此任何时期相比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时人民灾难更加深重，无法维生，闽粤沿海人民只好出洋谋求生存。陈述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指出：“光绪末，国政日非，民俗日下，携眷而出，势如奔涛，不可复遏。”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了华人的流向南洋。19世纪下半叶南洋土著居民不多，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劳动力的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英法两国政府于1860年10月，分别强迫清朝政府在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承认它们来华招工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大量被招往南洋做苦工。光绪间修撰的《闽县乡土志》写道：“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域，彼族以牛马视之。”民国间编写的福建《永泰县志》讲：“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都是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招劳工的事实，晚清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