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续议配享，规定论爵为文官七品、武官三品以上，论功是给祠堂捐银，银数多少，视捐纳人及被配享人的地位来定，地位高者交钱少，如文官八品交40两，从九品为70两，吏员90两，武官四品40两，七品90两。配享之外，在一本堂的左侧建立“树风堂”，“祀一善一行之不与配享者”，右侧建造“锡类堂”，“祀通族祖先之不与‘树风’者”。“一本”、“树风”、“锡类”三堂有等第，所谓“礼莫大于一本，而树风，而锡类，等杀之义也”。所以被祭祀，主要是一族先祖，其次是员和有钱财的人，再次则是有所谓一善一行的人，最后是本宗族的一般平民祖先。
按辈分排列祖先在祠堂的地位，这是祠堂尊祖敬宗原则的体现，本不足怪，但论德、爵、功，则与这条原则不甚吻合。如果只是宜兴任氏一族如此，尚不必多加注意，可是它却不是个别现象。武进庄氏于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宗祠，决定为始建祠堂的庄恒、庄朝生设立祠室，名曰“缔造祠”，岁时祭祀，以鼓励后人效法，并决定“其后凡有子姓增修祠宇，续捐祭田，大有功于兹祠”的人，“准其身后祔位入祠，大祭时一体享祭”（《毗陵庄氏族谱》卷十五）。据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洛阳戈氏宗谱》讲：“宗庙之礼，以序昭穆，此不刊之典也。曾见绅士家止序贵贱，不论尊卑长幼，其与名分何?”这份文献本身表示反对祭祀论贵贱，但也反映一些宗族祠堂祭祀以贵贱区别族人的情况。李兆洛直接批评宜兴任氏的规则，他说：
近世祠制，吾所知者宜兴任氏为最。……然吾谓其立法太夸，用意太亵，有入无祧，已无限断，论德论爵，复起争端，见在子姓虽云能守，而当其致祭，祖宗纷纭于上，子姓淆乱于下，有法而仍无法，乖经义矣。……圣人之立宗，非薄众子也，明统也，亦天之经也。
尽管有这些反对论者，有些祠堂仍是以辈分和权势来安排祖宗牌位的。
祭祀种类
各个宗族祭祀的名目纷繁，日期不一，习惯不同，为各家族的规则所制约。即墨杨氏家族定有《祭法》，给我们留下较清晰的记录：元旦祭祖，先男子，后妇女；元宵节祭祠堂，在晚间举行；清明前二三日，合族扫墓，祭始祖，各房祭本房始祖，各家祭祖，并祭伯叔高曾祖、伯叔祖、伯叔、兄嫂；初伏日献新，祭于祠堂；中元日，晚上在祠堂祭祀；中秋节亦祭于祠堂；十月初一日祭扫部分祖先坟墓；冬至前一日祭于祠堂；各家祖先的忌辰，各自往墓前祭奠。
古人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江阴袁氏宗祠“祭期定于二月、八月，效昔人烝尝之义”。这是春祭和秋祭，不过符合古人祭奠之义。吴江任氏《祠规》：“合祭所以收族也。每十月朔期早齐集，历四时而一会，水木之思，何人蔑有，务望各致其诚。”（《有竹居集》卷十三）以十月初一日为全宗族的大祭。南皮侯氏《家规》：朔望率子弟谒先祠。”即每月初一、十五两日拜祠堂。总起来说，清明和冬至，一次扫墓，一次祠堂祭祖，是两次大祭，各宗族大体相同。
以上是常规的祭祀，还有特殊的。子孙有了荣耀，回乡祭祖，或新得功名，表示感谢天恩祖德，举行临时性祭祀。江阴袁姓《祠规》：
凡子孙入泮者，备祭三席；补廪者捐钱三千，作二年交清；中乡举者捐钱三十千，本年交足十千；中甲科者捐钱五十千，本年先交二十千，余皆匀二年交清；其登仕籍而有俸余官资者，临时公议酌捐。
中秀才祭祖，功名高的更要捐钱祭祀了。
祭祀仪式
光绪间武进、阳湖两县合修的县志，谈到当地民间祭祀
习俗：“春分秋分祀宗祠，羊一豕一，酒盏菹肴具，族人以昭穆为次，重行北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风俗》）这里讲了祭仪和供品，反映了家族祭祀状况。不过我们还是看族谱宗约的规定为好。祭祀仪式包括祭礼、供品、主祭人、分配祭品等内容。“宗子以主祼献”。宗子、族长主持祭祀仪式，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治理族人权力的标志。
司仪所以谨亵也。主祭者先行礼，设茅行灌，出迎牲，既奠，读祝，焚明器，工奏乐，子姓拜，以世及昭穆相祭礼，行之献，毕，彻俎。
这是吴江任氏的祭法，族尊先向祖宗牌位行礼，接着亲自摆上供品，奠酒，宣读纪念文字，焚烧纸糊的各种明器，奏乐，然后是族人按照辈分次第行礼，反复三次叩头，典礼完毕，撤出供品。族人以辈分排列位置向祖宗行礼，这是各宗族共同的，至于三叩还是四叩等细节，则有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