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财产继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下的人民贫困、贵男贱女的观念，婚姻仪礼的奢华糜费，这些制度和风习不改变，溺女现象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它不是某一项法令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激发天良能奏效的。道光间，梅曾亮明确地指出，溺女“非法所能禁”，因为“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他承认人们为了经济的缘故而溺女，不像某些官僚只责备民心而回避严肃的社会问题。不过梅曾亮并没能提出救弊良方，他只是在建立育婴堂上打主意。好吧，现在就来考察这项办法。
设立育婴堂、六文会之类救济机构，是从经济上资助贫人，促其养育女婴。清代育婴机构的建立，较早地出现在扬州、北京、通州、绍兴、杭州、苏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康熙四十五年(1706)，左副都御史周清原鉴于溺女严重，奏请各省建立育婴堂，“以广皇仁”，得到康熙的批准，命疆吏留心承办（《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这一决定促进了地方官对建设育婴堂的热情。许多州县官和地方绅士结合，捐钱，捐田，或拨给部分公田、公费，作为育婴堂的固定资产，从而把它建立起来。育婴堂多半由绅士管理，地方官监督，如安徽怀宁育婴堂，先于乾隆十一年(1745)由巡抚潘思榘、安庆知府赵锡礼、知县陈间仪捐金募建，后于道光二年(1822)由布政使陶澍等捐银置田，望江县监生周锡荫等捐钱发典生息，开始时“绅士董其事”，次由候补官在堂经管（道光《怀宁县志》卷十）。常熟县的育婴堂，“绅士为监堂，生员为董事”（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十七）。
育婴堂必有田产可收租，或兼有银钱放债取利。前述怀宁育婴堂每年可收息银3700两，租谷263石。奉化育婴堂始建于嘉庆，至同治末，有田1400多亩，岁收谷11万8000斤，钱6484千文，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产业增至田1868亩，山210亩，地52亩（光绪《奉化县志》卷三）。江西溺女严重，然而育婴堂的规模并不大，萍乡县城育婴堂，每年可收租近400石，归圣乡、长丰乡等六个乡坊各立育婴堂，收地租。但到同治间财产损失，县育婴堂只剩房三间、田十余亩（同治《萍乡县志》卷二）。财产甚少，无法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邦玺才强调办六文会。这个会章规定各村设立股份，由民人认购，每股每月交钱六文，100股可得600文，以给本村贫民养女之家。
育婴堂立有规则，条具抚养女婴的办法。有的堂备有房舍，将弃婴收留在堂，雇乳妇喂养；有的把女婴交给乳妇带回家抚育，按月发给生活费。无论在堂与否，均给衣服。如松江府育婴堂把女婴放在佃户家抚养，给予钱米，管理人每月初到佃家验视。因此陈金浩在《松江衢歌》中咏道：
水云亭畔义堂开，不复传闻虎乳孩。
记得城东收弃子，佃农月旦望门来。
育婴堂在各地设立，无疑救活了一些弃婴，做了好事。但是各地育婴堂受着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制约，堂田时存时没，难于一贯坚持，所以办办停停，甚至在一些地方仅是昙花一现。即使在开办期间，它的有限经费，对于众多的贫困人家的嗷嗷待哺的女婴来讲，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它常常是统治者“善行”、“仁政”的点缀，而不能解决溺婴的社会问题。是以有清一代，溺女之风踵相流行。但是，育婴堂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种，对本无社会保障事业的传统社会而言，育婴堂的问世，是社会前进的一种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