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何以只溺女而保存男婴呢?所以上面讲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因。清代社会风气重陪嫁，女儿到了婆家，没有像样的嫁妆，令人看不起，还要受公婆、妯娌、小姑的气，不破费办嫁妆也不行。与其到那时破产陪嫁，不如不要养活了。这就是王邦玺所说的“风俗浮靡，难以遣嫁”，故而成为溺女的一种原因。光绪上谕的“嫁娶务从简俭”，也是看到婚姻破家与溺女的关系。溺女盛行的地方，对这个问题更清楚，所以同治《雩都县志》说：“为制奁之艰而甘为杀女之事。”有的地方，佃户嫁女儿，要先向地主送银子，名曰“河例”，佃户为免除这种负担，多溺女婴（《吉安府志》卷三十六《义行》，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宜男萱草，古时以为孕妇佩其花则生男男子结亲更费财，为什么单单溺女呢?在这里封建的传统继承制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家庭财产由男性子孙继承，每个家庭需要养活男性后人，再穷也要有个接烟火的人啊!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总是人家的人。因此对于家庭来说，女儿并不是必须有的，由此产生重男轻女思想。在生活困窘、养男养女只能取其一的时候，权衡轻重，就留男而弃女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溺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还有的家庭，头几胎生的是女孩，而家长们盼望早日抱儿孙，认为哺育女婴妨碍迅速受孕，于是立即处理掉女婴。这就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泾县志》所写的“泾俗贵男贱女”，“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就淹溺女婴了。
溺女陋习的流行，使人口中女子少于男子。清季普查人口，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北京、顺天府、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统计数字，男口均多于女口10％以上。人口性别不平衡，关系到人类本身的发展，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虽是清末的统计，但男多女少的现象不是到这时才冒出来的。在此以前，统治者已感到溺女问题的严重，一些地方官采取命令的方法，禁止民人溺毙女婴。乾隆时尤溪令吴宜燮“出示严禁”溺女，并“作歌晓谕”，希望民人知晓溺女的害处和官府的态度（《乾隆尤溪县志》卷五）。嘉庆时金华知县刘陆遵因俗多溺婴，“为立条约，时于地方耆老谆切劝戒，并捐产创建育婴堂，以恤贫困”（《武进西营刘氏宗谱》卷六）。有的官僚和士人做一些禁止溺女的宣传，如翰林院侍讲施闰章作《溺女歌》，劝人存女为善，载在他的《愚山先生别集》中。有的宗族宗祠和上层分子也参与这项活动，如益阳熊氏宗族特作《溺女戒》，作为宗规要求族人遵守。它以歌谣的形式，对溺女的种种糊涂观念，如养女破家、养女妨碍生儿等，一一予以驳论，如说：“若云养女至家贫，生男岂必有怡亲。浪子千金供一掷，良田美宅等埃尘。”生子不一定能保家、发家，何必总看着嫁女赔钱。又说：“若云举女碍生儿，后选迟速谁能知?”又针对穷人溺女，说：“贫者杀女终不富，家无担石身无裤。”（《熊氏续修族谱》卷首《家训》）道理不一定讲得透彻和准确，但发人深省。
地方官和士人的劝禁溺女的规定和宣传，记载上述那些人的业绩的文字，都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媮风因以稍革”，“陋俗一变”。实际是在短时期内，该地溺女者减少一些。所谓“俗尽革”，则是美化劝禁者的过甚之词。其人去后不久，溺女又在那里流行起来。盛行溺女的金华府，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兰溪令李昭祥就在禁止，并且规定养了三个女孩的，就给予免除差徭的优待，当时出现“无弃女者”的局面（光绪《华亭县志》卷十四）。但是后来沈藻、吴恩诏等还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钟琦说金华溺女严重，可见终明清之世，当地始终流行溺女的恶习，只不过有时候略为好一点。在宁国府，乾隆初知府程候本“开诚谕禁，陋俗为变”（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六）。究竟变没有变，同治间修纂的《宁国县通志》说，“弊俗相沿，莫盛于停丧、溺女二事”，揭了这个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