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四）。改嫁的女子占到寡妇的百分之八九十，是绝大多数。再婚妇女是“失节”之人，为统治者所蔑视，所以她们的事情很难见于记载，偶尔在表彰节妇的时候，记下她们，以显示节妇气节的高尚。要之，记载少并不能改变寡妇普遍再婚的事实。
部分女子的再婚，在思想认识上有基础。允许、同情妇女再嫁的思想在下层民众中存在着。笔者见到一些寡妇、贞女的亲友劝其改嫁的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有的丈夫在弥留之际劝妻子在他死后改嫁，如太仓张祥麟对妻陶氏说：“家贫母老，生无所资，我死汝即嫁，第勿弃我母也。”（王宜畲《太仓州志》卷二十三）。有父母劝女儿改嫁的，有公婆劝寡媳出走的，有亲朋邻里劝再婚的，南陵吴懋馆妻任氏寡居，“家贫如洗，人皆劝其改适”（民国《南陵县志》卷三十五）。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发现，被劝改嫁的寡妇多是穷人，劝人改嫁的也多是穷人，他(她)们是劳动者。由此可见下层民众与统治者对寡妇再婚问题看法不尽相同，下层民众认为寡妇再婚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应当被允许。他们对那些节烈之妇，在同情之中，也有所贬责。嘉庆时，浙江乌程有一个沈氏嫠妇，家贫而不改嫁，活活饿死，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再婚的妇女，沈氏生前劝母亲不要改嫁，姐姐改适了就和她断绝往来。沈氏死后，她母亲说她“愚”，想不开，落得年轻轻死亡的结果。经她母亲说，“于是里中人咸以愚妇目之”（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十、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四）。这表明社会下层民众认为贫苦守节乃至死亡是不值得的，对沈氏持否定态度，这与统治者的观点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学者中也有人持有允许寡妇再婚的思想。俞正燮《癸巳类稿·节妇说》中认为对寡妇应抱这种态度：“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礼敬之斯可矣。”钱泳在《履园丛话·改嫁》中指出阻挠孀妇再嫁是“讲道学之误”，他说妇女是否再婚，应该“看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他们同情因贫穷而再婚的寡妇，与社会下层的思想相通。他们是接近下层人民的贫儒，能够多少反映一点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
强迫寡妇再婚与盗卖嫠妇的社会恶势力
为争取生存而再婚的孀妇是出于自愿，婚事的主动权基本上在她们手中，也有寡妇不愿结婚而被强制进行的，其中又有几种情形：
其一，因财产继承问题而被迫。清朝政府规定，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三）。即改嫁妇女不但不能接受前夫的遗产，连嫁妆也不一定属本人。因此，有的寡妇家拥有较多丈夫遗留的财
产，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它，就逼迫孀妇改嫁。江苏巡抚陈宏谋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发布的《保全节义示》中说：“三吴恶习，妇女守节者亲族尊长中竟有无良之徒，或因有田产垂涎侵分，……多方逼逐，令其改嫁。”（《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六）常熟顾晓岳妻潘淑清守寡，“族人觊觎遗赀，朝夕逼嫁”（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一）。
其二，为夫家所卖。有些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既可减轻家庭人口负担，还可得些财礼。宣城谈良逵之父卖寡媳稽氏，后者不乐意，也强迫出去（嘉庆《宁国府志》卷三十二）。崇明人瞿发，以七折钱24两财礼，把寡媳嫁给秦观受（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题本·刑科·土地债务类）。
其三，社会恶势力盗卖寡妇。南汇有“扛孀”恶习，即流氓勾结寡妇所属宗族的恶人，私自为孀妇立婚书，夜间抢人，强行嫁卖（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
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点认识
其一，再婚、守节是对立的行为，基本上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实质上守节是已故丈夫还在支配、统治活着的妻子。改嫁在社会下层民众家庭的女子中出现的比较多，是妇女要求生存，要求重建和争取幸福的家庭生活，它曲折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某种抗争。
其二，私有制既要求女子守节，又破坏妇女贞操。要求妇人守节为私有制所决定。有产者害怕寡妇再嫁，带走丈夫的遗产，所以阻止孀妇再婚，所谓“从一而终”的说教，不过是为这个经济利益辩解而已。但为了财产的继承，又有人强迫有财产的孀妇再嫁，则是从事破坏妇女贞操的行为。私有制使得人们对保持妇女贞操问题产生矛盾，从这个矛盾中，看不到它所谓的神圣的贞操的必要和原则，它的原则与其说是保护妇女的贞操，无宁说是以财产的转移破坏妇女的真正贞操。因此，传统社会下妇女也无真正的贞操可言，就此而言，女子要求再婚的斗争也是完全正当的，更不要说再婚本来就应该是女子的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