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财产属男子所有。社会主要财富，如生产资料的土地、牲畜、车船、农具、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上的重要资料房屋，都归男性家长所有。老家长亡故，财产由他的男性子孙继承。所以男子拥有生产资料，具有自己的经济。就是没有主要生产资料的佃农男子，也可以向地主佃种土地，也有自己的经济。老佃农亡故，儿子还可以继承他的租佃权。妇女与财产的关系，同男子的状况截然不同，她们本身处于丈夫财产的地位，哪里有什么自身的经济呢?穷家妇女，家中的财物都是家长的，本人别无长物。富室妻子，可能有较多嫁妆，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奁田，但是它在名分上属于丈夫，土地收入归丈夫家庭，而不属本人，她可能有一些首饰、银钱，但是不能独自用去投资生产，至多只能放高利贷。妇女不能作为财产继承人，丈夫的遗产由儿子承继；没有儿子，丈夫的宗族也要为她有财产的丈夫立后，以承受家业，如果他们之间合不来，寡母也只能分得一小部分财产以维持她的余年生计。清朝政府规定的寡妇再嫁，要把包括她的嫁妆在内的所有财产留给夫家，说明她没有财产继承权。至于娘家财产，嫁女更没有分润的权利。如果娘家富有而婆家贫穷，娘家可能出于至亲情意给予周济，而不能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从总的情况看，妇女没有自己的财产，不掌握生产资料，缺乏劳动手段，因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妇女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徐珂编的《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男女并耕之俗，广东、广西、福建最多，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见于湖南者。”他所见的是八个省的部分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康雍间官僚李绂到云南去，在荆襄至常德的路上，见“妇女皆徒跣，治田畴”，“与男子杂作水田中”（《穆堂别集》卷十四）。可见湖南、湖北妇女下田并不稀罕。江南人方苞给他兄弟写信，说“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七)。他很不以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为然，但这却是事实。大体上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部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北方女子也有置身农事的，如河北蠡县人李塨在《恕谷后集》卷六所说，妇女“农时躬耨”。妇女从事的农活，因各地区农作物不同而有差异。在南方稻米生产中，女子从事插秧、除草、车水灌溉、收割打场等项活动。如松江府妇女“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嘉庆《松江府志》卷六)。在北方，女子主要参加收获，如河北玉田县妇女采棉摘豆，禾麦登场时在场上干活(光绪《玉田县志》卷七)。苏州人沈德潜的《归愚诗钞》有诗句“磨镰霍霍割上场，妇女打晒田家忙”，反映了南北各地妇人参加收割打场的事实。农业生产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有一定的技术性，它的主要劳动力是男子，如关键性的技术活——选种、育种，最笨重的体力活——犁田、田，都是男子的事情，女子的劳动是在男子指导下进行的，是辅助性的，是农忙时补充男子劳动力的不足，因此她们不是农业主要生产者。
刺绣妇女
纺织业是传统社会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妇女是这个行业的主力军。女子在农忙以外，“暇则纺织”。蠡县农妇庞魏氏一天能织布一端。在纺织业中心之一的苏松地区，“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农村家庭纺织业，大多是为自家消费，只在商品经济和纺织业同时发达的地区，产品才较多地投入市场，取得货币补助家用，有时还可以养活自己，如乾隆时官僚尹会一所说：苏松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敬陈农桑四务疏》，见《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然而从全国看，从农家的全部收入看，女子的纺织，并未创造多大价值，一般也不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女子尽管是家庭纺织业的主力，但不能改变非主要社会劳动者的地位。
妇女还进行了其他的生产劳动。如南汇女子从事制盐业，健妇能负盐行百余里，“赖以给衣食”；钱塘女子络丝、褙纸、缝纫；刺绣、做针线的妇女又多些，如福建晋江人王命岳的母亲“日刺女红”，“每日操作至鸡鸣，约以日得钱十余文”，等等。这些大都是琐碎细小的服务性劳动。
总的看来，女子干活很多，很辛苦。农忙时务农，勉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农闲时日夜纺织；还有笨重、琐细的家务劳动。她们的辛勤劳苦，已为当时人所指出：“村妇之劳，甚于男子。”（同治《萍乡县志》卷一）但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为家庭，为丈夫服务，不是社会性生产劳动，一般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她们作为男子助手参加的一些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其家庭经济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所以不掌握生产手段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上必须依靠男子，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被支配地位。 |
